我国收益率曲线的研究

目前我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已在金融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国债的利率是国债交易的核心。本文的研究主要对象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国债所形成的收益率曲线。通过三次多项式模型来拟合我国的国债即期收益率曲线,分析了国债收益率曲线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并探讨了债券市场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货币政策对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货币政策变动与国债收益率曲线之间在理论上的一般联系。并且根据预期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以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指标,研究了我国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以及收益率曲线变动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能够较好的反应货币政策的变化。但是,受水平因素、倾斜因素、曲率因素和凸度因素的影响,收益率曲线存在明显的短、中、长期分割现象。货币政策的变化使我国的市场收益率曲线发生了非平行的移动,甚至扭曲,传统的预期假说不成立。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再估计

本文阐释了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经济学机理,说明了中国时间序列菲利普斯曲线不存在的经济背景、模型设定和统计数据原因,提出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再估计。1978—2006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基于面板数据的菲利普斯曲线是成立的：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线性影响显著,自发性通货膨胀率为2．8％,上期通货膨胀对本期的影响系数为0．44,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18。     

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的估计方法——基于上交所国债的实证分析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利率期限结构曲线估计方法的原理．提出了估计方法需满足的原则,并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市场数据,比较了四种主要估计方法的拟合效果,提出了适合我国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估计方法。     

近20年美国经济波动与基准收益率曲线之间的关系研究

收益率曲线是指不同期限的同类型金融工具．在某个给定时点,其到期收益(即利率)与到期期限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收益率曲线会有五种形状：上升型、下降型、平直型、驼峰型、倒驼峰型。在定量研究基准收益率曲线的分析中，通常要使用收益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而实务上多用长短期利率之间的“利差”(yield     

常见利率模型的MCMC估计——上交所国债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框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两因子Vasicek和CIR模型,第三部分给出了利率期限结构与状态变量的关系以及状态变量的转移方程,并给出模型参数的初值及先验分布,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并对四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第五部分为总结。     

含跳跃过程的单因子利率模型研究——基于中国国债回购市场的实证分析

在CKLS模型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加入跳跃过程的单因子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通过对我国国债回购利率的实证检验,发现加入跳跃过程后,模型不但能更好地拟合实际数据,而且揭示了利率均值回复和水平效应的部分原因,从而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含跳跃过程单因子利率模型的估计——基于中国国债回购利率的实证分析

在CKLS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加入跳跃过程的单因子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通过对我国国债回购利率的实证检验,发现加入跳跃过程后,模型不但能更好地拟合实际数据．而且揭示了利率均值回复和水平效应的部分原因,从而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一般序列相关下面板虚假回归研究--估计量的渐进分布和小样本性质

虚假回归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中的重要问题,但目前对面板虚假回归特别是对纵剖面序列相关下的虚假回归研究较少。而运用贝弗里奇-纳尔逊分解考察虚假回归的LSDV估计量性质的文献还没有。本文在假定时间序列一般相关的前提下利用面板贝弗里奇-纳尔逊分解考察面板LSDV估计量的虚假回归性质,研究表明面板虚假回归的LSDV估计量对其真值是一致的,并且是渐近正态分布的,但其t值是发散的。在给出统计量的渐近分布之后我们利用MentoCarlo模拟给出了不同样本条件和不同相关系数下LSDV估计量的小样本性质。     

引入利率期限结构的可转债定价实证研究

文章在将可转换债券拆解为一份普通债券长头寸、一份以普通债券为标的执行价格为P1的下降敲入看跌期权、一份以普通债券为标的执行价格为K3/K2的上升敲入看跌期权以及1/K2分欧式以对应股票为标的执行价格为看涨期权的基础上,引入静态利率期限结构对可转换债券进行定价研究,并与普通线性分解进行对比。实验数据表明两种方法均存在偏差,但经过比较发现完全拆解法比普通分解定价更为有效。     

不完全城市化对我国消费的影响研究

不完全的城市化使得大多数农民只能在城市得到非正规的就业,“短期”行为和“内卷化”,造成了消费的不足和无法扩大消费。文章通过建立个人多期消费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完全城市化是如何影响消费的,并建立状态空间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完全城市化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完全城市化导致了长期的消费不足,并且依据个人自身情况的不同,不完全城市化对其消费的形象也不同。充分认识和了解不完全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助于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现状,从而转变现有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实现以内需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解决这些问题不但需要制度的创新,其核心是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而且还需要紧跟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性支持。     

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突变与动因分析——基于无套利宏观金融模型的视角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近20年来表现出区制转换和非线性特征,在此背景下国债市场是否也存在结构性变化,将关系到利率模型的稳定性和经济政策的效果。文章基于未知间断点的结构突变方法实证检验2002年到2015年间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并通过把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嵌入仿射无套利期限结构模型中,解释突变的宏观动因。结果认为,受2005年金融市场一系列重大改革的累积和联动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于2005年11月发生了显著的结构变化;间断后由于市场风险水平降低,货币政策波动性减小,所以利率偏离预期假说的程度锐减;与货币政策相关的斜率因子风险价格的减小是突变的关键动因。     

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宁波产业的分布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6～200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宁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是FDI的流入对宁波三次产业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FDI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与第一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     

农户收入结构对农村贫困缓解的影响研究

采用2000～2005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该时间段内我国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农村贫困缓解的影响。同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各种收入对本区域贫困缓解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家庭经营纯收入是我国农村贫困缓解的主要因素;与东、中部地区比较而言,西部地区贫困的缓解更加依赖于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贫困缓解的效应强于中部地区。     

双碳战略下四川省碳排放规模影响因素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下,为了对四川省三类产业碳排放规模进行分析,选取四川省三类产业2005—2019年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四川省三类产业的就业结构与GDP增速对碳排放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四川省三类产业的就业结构、GDP增速对碳排放规模的影响都十分显著,三类产业的自发碳排放规模也存在一定差异。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促进绿色就业和鼓励新型能源发展来减少碳排放规模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3 - 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 - GMM)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得出以下结论:人口老龄化、FDI、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中技术进步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大。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政策制度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西部地区,老龄化抑制产业结构升级。     

利率结构、利率变化和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套能够完全解释利率结构和变化的理论,但至今仍未能统一人们对利率的认识。基于利率理论演变的简要回顾,重点对中西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我国利率政策有效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Currency unions and trade: The special case of EMU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the adoption of the euro on the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of EMU countries is investigated. It seeks to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eliminating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 and those of other policy factors that promote integration —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European currency union. Since EMU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a panel estimation of the gravity equation in a dynamic framework is used in order to capture effects like trade persistence.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 euro has had a positive but not an exorbitant impact on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European countries (ranging between 9 and 10 per cent). The impact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shown in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a larger and heterogeneous set of countries. One reason for this divergence seems to be that the euro was adopted after decades of integration policies had already worked through in Europe. JEL no. F4, F15, C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