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 (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 ;而且我国 1982 - 2 0 0 1年2 9个省份的经验数据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论断。同时本文经验研究发现 ,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 ,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 ;另外 ,我国各地区增长实践呈现条件收敛态势。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外溢效应:基于外资企业问卷调查的研究

本文通过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就研发和技术转移活动、在职和离职培训、与中国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在中国的实践确实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外溢效应,特别是在进行研发活动、职工培训和提高供应商的生产和管理水平方面,功不可没。但就水平的技术转移来讲,其作用较小,外资企业主要是利用其品牌信誉、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来与中国企业合作,对其有形的和无形的技术诀窍控制得较为严格,转移给中国的比例较低,而且转移的也多是比较成熟的、标准化的技术。因而,中国企业要想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打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就必须加强自主技术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法

基于分位数回归法。本文考察了外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利于FDI的技术外溢,而市场竞争、技术差距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则不利于FDI的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的正向影响分别在内资工业产出条件分布的高端和低端最为显著：经济开放度和技术差距的负向影响分别在条件分布的低端和高端时最为显著;而市场竞争对外溢的负向影响则在条件分布的中间位置时最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PanelData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FDI技术外溢效应，然后分析了两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R＆D以及不同类型的FDI（来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FDI和来源于欧盟、美国、日本的FDI）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引进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跨国公司重要的生产基地、采购基地和研发基地。辽宁省自1982年成立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以来，不断扩大开放，外商投资企业迅猛增长，目前已遍布全省各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些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如何？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Panel Data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FDI技术外溢效应, 然后分析了两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R&D以及不同类型的FDI(来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 FGI和来源于欧盟、美国、日本的FDI)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研究：基于垂直联系的视角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企业调研数据,本文从垂直联系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垂直联系有利于企业创新与技术溢出。并且,与水平溢出相比,垂直联系渠道发生的溢出更为显著。对垂直联系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拥有外方合作伙伴、位于工业园或出口加工区、加入商业协会、企业拥有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国内市场进口产品份额较高、受国外教育经理的人数比例越高,这些因素均有利于企业垂直联系的建立。然而,企业的出口倾向对前后向联系的作用相反。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差异化分析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区、是吸引外资规模最大最早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形式在不断变化,技术溢出机制、效果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利用数据统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阶段和效果,以及从哪些方面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法

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法重新审视了外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分地区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内资工业产出处于高分位数,即具备了较高生产规模时,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对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才会显著;内企与外企的技术差距在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均是不利于FDI技术溢出的,并且,随着内资工业产出向高分位数变化,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不同地区和分位数位置,开放度和投资环境对FDI溢出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的情况。本文选取1999—2005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前向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要明显大于行业内的溢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资本深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市场选择与政府行为

文章基于市场选择与政府行为的视角,将资本深化分解为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和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深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能显著的促进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却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临界值为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达到0.057左右,目前越过该临界值的制造业行业有20个,且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制造业。而未越过该临界值的制造业行业有8个,主要分布于轻工业制造业。这一研究结果为中国"去库存、去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经验支持。     

跨国公司生产率差异和国际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本文从跨国公司生产率差异的角度讨论不同的跨国公司选择不同国际直接投资战略的原因。生产率最高的跨国公司会选择混合型国际直接投资战略,生产率较高的跨国公司会选择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战略,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会选择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战略。运输成本、不同国家工资的差异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等因素会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     

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的异质性研究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两种重要模式，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企业对这两种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本文将企业异质性引入模型分析，同时将企业的R＆D活动作为内生变量来进行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和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背景，考察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分析，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与专利数据检验了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对外投资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投资对发明专利申请的贡献具有持续性，对非发明专利的贡献较小且不具有持续性。仅进行海外并购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对其发明专利没有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会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外部学习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

本文以全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对象,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采用OLS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以及2002年的横截面数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四项区位决定因素包括三种成本因素、三种市场因素、四种集聚因素和四种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各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不明显,而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本文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还表明,就东部地区而言,能源条件和市场规模是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就中西部地区而言,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成为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型曲线假说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存在着“文化距离悖论”。本文在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理论框架,以此来分析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1993-2006年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在29个OECD成员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表明,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存在着水平S型曲线关系。这一研究结果能够较好地解释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文化距离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