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有为的人才思想

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变法图强,康有为意识到人才的重要,逐渐形成了近代人才思想。现就康有为人才思想的产生、内容与意义三个问题,谈点我们的体会。(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为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迫切任务是改革内政,发     

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

本文以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念结构,以及以道统如何规制政统的问题意识,来作为区分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的研究判准。并以明末三大儒、龚定庵、康有为及梁启超作为此哲学系统的代表。本文认为,这样一种哲学系统,与现代中国基于价值与事实合一的观念,将道统与政统结合于集权政党的思想是迥然不同,基于此,本文乃将此哲学系统分期为“古代晚期”。而本文也指出,在现代主流价值与各国特殊时势难以避免的冲突中,藉由过去已出现过的反思来参照现代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此哲学系统尽管与现代价值格格不入,但仍是相当值得研究的。     

传统哲学思想在高校建设中的运用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深化和素质教育理念的树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提出了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层次思考和探索的要求。其中,尤显重要的是“生、变、和、中、敬、群、无”的传统原则或智慧的运用。(一)“生”的原则的运用。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生生之德”,即以人的创造性精神匹配天地乾坤父母之大生广生之德,尽人能以弘大性。中国“尊生”的传统,即尊重、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全面发挥人的潜能,参     

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久之后他从粱启超等弟子那里感受到了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并做出了系列回应.其中,以1904～1908年间在欧洲、美洲等地的旅行见闻为基础的系列游记,对分省自立的革命主张做出了重要回应.本文结合康有为的其他文本,分析了他在“封建—郡县”问题上的复杂论述,认为他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了富于辩证性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质询、批判与深刻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其中就包括“合联省而但言自治”的观点,即以乡邑自治为主,周时通过“废省”、“析疆”以减少行政层级.文章认为,康有为在游历欧美之后并没有经历从讴歌崇拜西方到否定批判西方的激变,而是一直致力于进行具有辩证性的观察和思考.     

论“断”

当今,国有企业如何脱胎换骨的转换机制?笔者认为应在“断”字上做文章,在如何向“四自”目标推进,如何摆脱解困年年解、年年困,救了“老亏”出“新亏”的被动局面?“断”中攻坚,先“断”后转,以“断”取胜。 一、“断”是产权清晰的最佳选择 国企改革进行了十几年,为什么“法”试尽,仍然“困”?关键是在产权制度改革上下不了决心,“断”得不彻底。实施卖“断”产权,“退国进非”的改革是相当彻底的,国有企业通过清产核资、资产界定、资产评估、资产审计一系列的前期工作,把产权推向市场,采取公开、公正、公平的拍卖出售或者采取先内后外的招标竞投,     

大同立教的双重困局与不同应对——康有为政教观初论

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其立孔教思想的核心要素,他对孔子太平大同之义的阐释是托孔立教的关键基础.二是,立孔教为国教包含了设立教权的政治建制主张,意味着将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戊戌变法时期,这两个方面都遭遇了广泛的反对.康有为流亡之后在前一问题上有所调整,重新阐释了“三世说”,但在后一问题上一直没有大的调整.一般的讨论主要注意前一问题,这一定程度为康有为的议题设置所引导.国教创制意味着系统性政治组织和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康有为论述立孔教为国教时,一直避免突出政教斗争问题,可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康有为对于孔子大同之义的阐释包含了与帝制之间的决裂可能.他内化了这一冲突,将之转化为大同之义与小康之义的并行不悖和内在分裂.     

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康有为保护我国文物的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较早呼吁保护文物的先觉者之一。1898年,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开始了他“行遍地球看古物”的历程。在漫游世界的过程中,他对“文物”的价值、意义等产生了新的认     

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设计

罗蒂以他的“后哲学文化”理论而闻名遐迩。相对而言,“后哲学文化”的设计才是他的新实用主义理论的目的所在。本文从“后哲学文化”的理论前提、特征描述等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后哲学文化”的理论框架,认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的设计既有其时代眼光,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理论难题。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在自己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的考察,认为其间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肯定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客观而科学对待马克思、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市场经济理论离不开哲学——国内外市场经济哲学研究扫描

● 任何市场经济学研究,都不能不内在地包含着哲学内容。 ● 本文对“二战”以来国内外市场经济哲学研究的情况,进行了鸟瞰式的回顾,如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哲学的四次大论战。 ● 我国市场经济哲学研究略述 ● 作者寄希望于厉以宁教授勇敢吸收西方经济学长处,与中国儒家传统对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 ● 文章认为,极力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而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研究员,看来是更多地通由兰格——布鲁斯——科尔内——锡克——卡莱斯基等人摸到了新古典主义那里……作者认为,吴研究员似应更注意自己学术建树的文化内容。 ● 与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作者认为,林子力研究员的理论是最具人道主义哲学韵味的。作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林先生的研究内容实际真接就是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哲学。不过,我以为林先生不妨多注目一下当代国内外中国哲学史,特别是“新儒家”的成果,以期使自己的哲学少一些玄想成份,更富于东方色彩。 ● 作者认为,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则可与台湾郭婉容女士的《总体经济学》形成公私对称,在哲学上也颇惹眼。     

农村税费改革不能重蹈“黄宗羲定律”

在2006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千万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从此解决了。如果改革不彻底,我们就可能面临两种严重情况:一种是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一种是农民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职责。”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局限性的影响,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将此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其实,温总理早就用“黄宗羲定律”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从目前…     

哲学教学“转识成智”之探讨

以往高校哲学教学的缺陷与哲学本意呼唤新的哲学教学观念———“转识成智”。文章认为确立这种观念,要在教学理念上经由知识层次到思维层次,再到智慧的转变;教学模式上采取科学探究式,以问题激发学生在探讨中体味哲学思辨的魅力;最为重要的是树立教育者先行理念,培养优秀的哲学教师。     

墨家社会管理学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富有哲学素养的民族,从她跨进文明之际开始便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执着而理性的思考。“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天人关系”的体认和把握,不仅决定了中国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质;而且还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及其组织结构的本质认识,并由此产生了中国古代无比丰富的社会管理学思想。正如司马谈论诸子百家之要旨时认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务为治者”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管理学意蕴。本文并不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管理学…     

三中全会背后的改革哲学

三中全会是经济改革的里程碑，透过历届三中全会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哲学脉络，明晰改革的大方向，使得“过河”不再“摸石头”。三中全会是经济改革的甩程碑，透过历届三中全会可以看出中固改革的哲学脉络，明确改革的大方向，使得“过河”不再“摸石头”。十一届三中伞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向经济建设，率先启动了农村改革；十二届三中拿会，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     

哲学社会科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不可替代

现在人们在“为什么要进行科技创新”的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但在“如何进行科技创新”这一问题上看法则存在分歧。有一些人认为,科技创新是自然科学分内之事,似乎与哲学社会科学毫无关系。这是莫大的认识误区。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科技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能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精神支持和制度保障,能够确保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知识窗

知识窗“伦理生态”的理念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樊浩在近著《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中提出“伦理生态”的理念。樊浩认为,“伦理生态”是现代伦理建构的重要理念。伦理道德的产生、运行、建构,本质上都是一个“生态”。虽然从根本上说,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条件具...     

斯宾塞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探析

斯宾塞,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斯宾塞认为科学与哲学能够支持并促进了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斯宾塞认为事物的基本规律是“力的恒久性规律”。斯宾塞认为社会和生物体一样,是一个有机体。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都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普遍规律。斯宾塞认为实在是不可知而必须存在着。斯宾塞认为一切物质运动及其时间、空间都可归结为“力”,它们都是“力的经验的派生物”,因而“力”是“一切终点的终点”。斯宾塞认为我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这种外部实在的存在,而不是实在本身,外部实在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也是不可认识的。斯宾塞认为知识在另外一些意义上的相对性更加重要。斯宾塞非常强调人类大脑对知识的重要性,把它当作知识的必要前提。斯宾塞认为知识是相对的是因为它无论在其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是有限的。斯宾塞认为知识只能是对相对的东西的知识。斯宾塞认为知识与其对象之间的符合是它们的关系问的符合,而不是它们的本性问的符合。斯宾塞认为形而上学总是要追求关于实在的绝对知识,追求科学的终极观念,其结果都是失败的,因为,这是在追求一种不可知的东西。斯宾塞认为我们的理智不可能认识实在是一回事,相信现象背后有一个实在又是一回事。斯宾塞认为哲学是最高等级的概括知识。斯宾塞认为科学和哲学均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即都是研究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可分类的东西。斯宾塞认为物质、运动、空间、时间等概念没有实在性,只是现象范围的概念。斯宾塞认为哲学之为统一的知识是最一般的知识,是对知识作最广泛,最深刻的概括。斯宾塞认为哲学概括的是最一般真理的任务,是存在着一种在一切思维中都包含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定,这些概念和假定乃是“未被承认的主张”或“默认的假定。”斯宾塞在论证了哲学乃是借助于“基本直觉。而获得的最高等级的概括的真理后,他还叙述了他所发现的最高真理的内容。斯宾塞认为知识的整体形成一个金子塔武的结构,其底层是描述各种现象的不统一的经验知识,在此之上才是科学知识。斯宾塞认为本能、直觉和理智之间有连续性。斯宾塞认为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就像所有其他观念一样,也产生于经验的重复。斯宾塞把科学看成一个统一整体。斯宾塞认为。科学可以被描述为与蒙味人拥有的不确定知识相对立的确定的知识。斯宾塞反对国家干预,反对以国家干预为理论基础的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信市场调节。斯宾塞把哲学视为具体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总结,是取代中世纪“神学大全。的“科学大全”。斯宾塞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结构和功能的学问。斯宾塞详细地比较了动物有机体和人类社会。他发现二者当中都有调节、维持和循环分配三个系统。斯宾塞把自由竞争看作对人们自主素质的激发和锻炼。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力”,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斯宾塞认为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标志是,制约政府权力,增进个人自由。斯宾塞认为自由才是正义,他的正义观念是以自由思想为核心,由“利己”和“利他”二个要素构成。斯宾塞一贯重视人们的利益和幸福在近与远、小与大的上的差别。斯宾塞的这些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起着巨大的影响。     

世界哲学与未来中国哲学

作者认为,世界哲学的产生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其前提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和西学东渐,后者主要是在东方大国——中国土地上展开的;世界哲学虽然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唯一的普遍哲学”,但它既不是已实现的东西,更不是各国具体哲学的集合;未来中国哲学必须会通中西文化精神,它既是文化哲学,又是人学或哲学人类学。     

房产税改革当以“黄宗羲定律”为戒

近年来,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房产税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还停留在政府提出和理论界探讨的层面,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实施时间尚在期待中,文章借鉴黄宗羲定律,认为房产税改革当以"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为戒。     

副职干部把握工作关系应走出的误区

一、走出“副职是虚职”的误区实际工作中,有些副职干部总认为上有主官统揽全局,下有部门领导或工作人员细化落实,平时工作尽可以放松一些,跟着主官随处走走,带着部属四处转转,个别副职干部甚至错误地认为副职是虚职,副官可以不管。这种思想认识,势必导致在工作过程中出现岗位“空缺”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个别副职干部疏于自身管理,责任心不强,缺乏岗位职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