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现实意义研究——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从《国富论》前三章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浅析与探讨,并论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制造业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供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今国际分工发展的基本趋势,本文运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性,并且考察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应寻求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改善国际分工地位。     

生产方式变迁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思考

生产方式的变迁促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则反映了全球生产关系。无论是以国家调节为指导,以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福特主义,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按生产要素合作生产的后福特主义,事实上都形成了全球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环境规制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年WIOD网站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匹配数据,本文计算了2005-2014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并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行业要素密集度和污染程度不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资本密集度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行业污染程度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负面调节效应,但不显著。结论表明,当前应通过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关联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逐渐提高各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来华投资的筛选标准,继续加大创新研发与人才培养力度,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价值链分工演进如何影响贸易增长:现象、理论及模拟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现象,引起了理论和实践部门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进的视角,基于分工演进和贸易增长等经验描述,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当前贸易增速下降的成因,并在理论先导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价值链分工深化到一定阶段后,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作用下,贸易增速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正是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单个国家角度看,价值链攀升的动态演进是一个不断"挤出"贸易"重复统计"部分的过程,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统计意义的贸易增速。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边际深化难度加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正是我国外贸增速下降面临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外贸亟待从以往"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方向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电气设备产业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我国电气设备制造业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通过测算2005—2015年我国电气设备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地位指数,并选取9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我国该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电气设备制造业的参与度指数逐年增长,表明该产业充分融入到国际分工中;GVC地位指数较高且不断攀升,我国电气设备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是,我国电气设备产业存在科研投入强度不够、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对此,中国电气设备制造业应针对不同技术类型采取不同措施、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实现规模效益、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主导的产业链等方法来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并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国际分工地位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微观产业层面寻求改善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路径。研究发现: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的改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与中国的竞争力研究

本文借鉴Timmer等提出的GVC收入及核算框架,测算分析了全球制造业产品增加值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各部门的分布情况,以及各国基于GVC收入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判断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及分工地位。结果显示:中国参与制造业GVC分工获得的增加值收入居世界第一,但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产品GVC收入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贡献较小,中国仍然位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过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制造业GVC分工中的地位有一定提高;中国在纺织品、皮革与鞋类,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与机械设备的GVC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在交通运输设备的GVC分工中比较优势有较大提升,在木材、纸制品、印刷与出版与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的GVC分工中比较劣势最明显。人力资源禀赋、贸易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在制造业GVC中竞争力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1995~2009年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部门要素结构、出口规模与该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性,而部门中间产品国内供给水平、产出占比与该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性,其中中间产品国内供给水平对国际分工地位影响最为重要。因此,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改变以往中间产品的使用方式,逐步增加国外中间产品的使用,可以提升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的重构

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对医药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知识与技术基础来源的多样与复杂使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结构发生着剧烈的重构。本文运用全球价值链方法分析了技术、市场和规制环境变化下的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的演变。     

信息化密度、信息技术能力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角度,全面透析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新体系中的动态变化趋势,从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两个层面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信息化因素及其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信息化密度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0.033,但是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信息技术能力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高达0.074,且远远高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信息化密度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在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不论是在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都显著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此外,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非国有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数据要素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区域化还是碎片化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生产要素,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驱动力。本文在量化分析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上,基于网络分工视角,对数据要素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展开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但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数据要素将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着区域化的方向重构;机制分析显示,数据要素能通过驱动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相对变动,直接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数据要素还能通过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规则制度领域的深刻变革,间接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本研究为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共享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新机遇提供了明确的可行路径。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迁探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已延伸至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随之诞生的数字经济更是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经济的兴起助力全球价值链突破了时空限制,使得全球价值链的精细化分工程度日益深化,由此改变了以往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虽然目前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较多,但针对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迁影响的研究...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缘何偏离国际经验——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分工深化发展日益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偏离国际一般模式的重要驱动力量,运用逻辑演绎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作用于中国产业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驱动中国产业结构国际化的主导机制,对中国产业升级和结构演化偏离国际经验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中国特殊的制度变迁模式又放大了产业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以及国际分工的作用。研究的政策寓意是,应该把原先倚重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为外向与内向驱动有效结合的平衡型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自贸区要牵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牛鼻子”

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区域主义及自贸区快速兴起,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分工格局皆出现了重大转型,高端垂直分工和中高端水平分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新常态。而我国加快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助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使我国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但是还应该看到,我国仍旧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极易被低端锁定,形成产能过剩。因此,我国一方面应该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实现创新驱动,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同周边国家形成中高端水平分工;另一方面可同非洲等低端水平分工国家形成自贸区,通过高端介入促进非洲国家的发展,并化解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从制度、规则、合作、开放、竞争等多个层面牵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牛鼻子",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我国乃至全球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