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中国劳动供给紧张吗？

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151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劳动供给紧张,而劳动者数字素养的提升是数字经济缓解劳动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女性、“新生代”“高技能”和农村劳动力劳动供给紧张的缓解效应更大。据此,应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劳动潜能激发的政策设计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就业策略。     

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促进作用——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在人口红利快速缩减和劳动参与率不断走低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女性劳动参与水平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本文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幼儿园入学年龄制度产生的准自然实验,使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考察了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入园提升了流动女性的就业率,增加了流动女性的周工作时间,但对工作时间的影响仅在一孩样本中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托幼服务作为一种准基本公共服务,其就业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流动女性群体之中。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子女入园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流入地户籍制度限制越严格,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促进作用越小。     

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家庭同住人数的增多和居住地为中、西部地区对女性生育二孩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育年龄的推迟、家庭收入的增加、居住地为城镇等因素会抑制其生育二孩的概率;生育二孩会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15%左右,具体而言,生育二孩会明显降低女性受雇的概率,但对其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且对低教育水平群体、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生育二孩增加了女性的家务负担和儿童照管责任,进而对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抑制作用,而利用隔代照管和托幼机构照管等方式有助于缓解生育二孩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不利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北京大学测度的2011—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方税收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地方税收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地方税收增长,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地成立。分位数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低分位数上对地方税收影响小且统计显著性弱,在高分位数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大且统计显著性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对地方税收影响有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税收增长主要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提高和移动化、便利化等程度加深实现的。     

均等化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歧视”研究

蕴含均等化、普惠性与广泛包容性的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歧视”,保障中小微企业享受更加平等、充分、便捷金融服务的有生力量和重要支撑。在理论审思层面,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拓展融资路径、评估融资风险、降低融资成本、缓解金融排斥效应以及简化中小微企业融资流程。在现实应用上,以“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电商金融、数字网络众筹为代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了普惠效应。在实践路径上,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歧视”,政府部门要“强保障”,商业银行要“转理念”,中小微企业要“立制度”。     

角色代偿意识与家庭照料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考察了角色代偿意识、家庭照料两个维度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及其工资报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角色代偿意识越强,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越高,但对工资报酬的影响不显著;家庭照料的影响则要区分看待:学龄子女数量越多、或越认为养老责任在自己,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度越高,而对家庭成员的照料时间以及幼龄子女数量则呈负向影响.此外,学龄子女数量和个人养老态度会负向影响报酬待遇,但付出的照料时间越长,工资报酬反而会越多.稳健性检验证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工资报酬会在户籍和代际上存在差异.     

放松生育管控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证据

伴随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地,中国越来越致力于促进生育,那表征为放松生育管控的生育政策调整会对中国劳动市场,尤其是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关乎生育配套政策的制定。为识别放松生育管控对中国已婚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 ,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大体上,在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再多生育一个孩子,参与劳动的概率下降了9.3%。这一方面源于在缺乏社会和家庭照料下,生育对父母照料的刚性需求不可替代,另一方面源于生育带来了人力资本损耗下的工资率下降,进一步阻碍个人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女性、农村户口群体、20-35岁年轻群体、家庭收入较低群体因为生育政策的放松,其参与劳动的概率更低;其次,全面二孩政策也降低个体的劳动时间,即在生育一孩的基础上,再生育二孩,个人周工作时间平均下降3.787小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当前生...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研究——基于2016—2020年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

以2016到2020年科创板和创业板企业财务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二级指标构建回归方程，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以及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的方法构建KZ指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结果表明，在科创板与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境，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该困境具有积极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中小企业、制造业、信息行业以及批发和零售行业缓解作用更明显。通过以上分析，从国家、金融机构、企业这三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期数字金融的普惠价值可以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更好地体现，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实证检验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配偶收入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配偶收入增加1%，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增加1.7%，且当配偶收入达到当地人均收入9.88倍或人均支出11.58倍时，随着配偶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女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区分低、中、高配偶收入组发现，随着配偶收入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经历先快速上升之后缓慢上升再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配偶收入的提高对低技能、家中有1个子女、无学龄前子女以及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城镇养老保险对城镇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

文章基于CHIP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对城镇劳动年龄群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及其异质性问题.结果 发现,参保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以替代效应为主,会降低我国城镇劳动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但影响程度有限,且城镇养老保险的劳动供给效应表现出中部大于东部大于西部以及女性大于男性的特征.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首先,简述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背景与发展现状,阐述传统金融、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等相关概念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其次,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为线下普惠金融时期、后金融危机时期、“互联网+普惠金融”时期、数字普惠金融新时期四个阶段,并梳理总结每个阶段的研究历程,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及主要研究结论;再次,围绕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减贫效应四个热点研究主题进行述评;最后,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现状进行高度概括,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与管理、创新监管模式、指标体系改进、消费者保护、地区差异与区域发展不平衡视角下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分析等未来研究方向。     

儿子、房子与老子——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或“过度劳动参与”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探究有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从家庭代际关系视角，解释了中国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有未婚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效应”，会显著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约3.3%~4.9%；且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会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购（建）房概率和因购（建）房而产生的家庭债务。在中国家庭代际文化背景下，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社会现实很可能损害老年人的福利，政府应努力实现年轻人“住有所居”的梦想，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权益。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北大核心

以2011~2018年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且对非国有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因此,应当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改善地区制度信用环境、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研究

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测算2011—2020年省级层面资本配置扭曲程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相较于农业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降低非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强银行业竞争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有助于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普惠金融深度对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不显著;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就越好。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农村地区资本配置能力和促进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切实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     

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实现状况的调研和障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体面劳动缺失的劳动者。由于社会性别定位、家庭角色分工、自身素质限制和外出就业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农民工相对于男性,其体面劳动的状况更加严峻。本文以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围绕工作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四个实现"体面劳动"的战略目标,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现状进行评析;应用probit模型分析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障碍因素,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为促进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提出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消费升级。然而，这一显著变化是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呢？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消费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调节。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提倡青年群体理性消费，积极参与创业创造；统筹协调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服务产业结构升级。     

迈向高收入进程中的过度劳动及其治理——评《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本文简要介绍了《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的核心内容与政策贡献。报告有三方面的内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作时间演变规律,二是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的配置特征与问题,三是中国过度劳动问题的治理对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该报告为缓解中国过度劳动、实现体面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政策参考。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感知法律法规、感知风险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农户群体为具体研究对象,运用322份有效问卷,通过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法律法规、感知风险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感知法律法规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法律法规对农户感知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感知风险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无显著影响,且无法中介感知法律法规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之间的关系。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对策探究

由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复杂性、多元化等特征的影响,传统金融服务暴露出诸多的问题,难以充分地满足农户个人信贷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更广,且具备更高的服务效率,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亟须解决和优化。为此,本文探讨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对策,以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