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之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双刃剑”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差异。     

绿色金融之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双刃剑”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差异。     

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双刃剑”影响——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调节作用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速实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基于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和“挤出”效应,考察了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整体上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但贷款结构调整、银行竞争程度分别在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竞争性的间接作用,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科技“赋能”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金融科技“挤出”效应有反向调节作用。研究从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视角出发,为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和监管部门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探讨和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贷配置效率——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全文替换

金融科技催生的新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否有效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通过将地区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后,使用2011—2020年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显著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使用工具变量、GMM估计及DID缓解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作用在规模、上市、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合资银行以及东部、西部和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贷款集中度等方面能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大力实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信贷配置优化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信贷市场非均衡对需求者与供给者的影响

信贷市场非均衡将改变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行为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增加企业与银行的经营成本。“超贷”与“惜贷”都是信贷市场非均衡现象 ,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导致“超贷”、“惜贷”现象的根本原因。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问题研究

文章利用16家上市银行2007—2016年的数据,对中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且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变化对信贷投放总量以及社会总产出也会造成影响。同时,风险定价效应、追逐利益效应、习惯效应、杠杆效应作为中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重要作用机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对商业银行更有效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风险管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20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3年至2022年20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滞后性。当绿色信贷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将更加明显。此外,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在绿色信贷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正向完全中介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还会因银行性质和银行规模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国有银行、大型银行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数字化转型、宏观经济环境差异与股价崩盘风险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自身信息的释放,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企业与产品供需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使企业和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文章在已有研究证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非线性影响,选取2012年至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复杂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现有数字化转型能够减弱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倒“U”型影响,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先增大后减弱,并且当前众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处于倒“U”型的左侧,致使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上升;在各地区和国家金融市场分割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不同资本市场之间的估值差异、利率差异,以及汇率预期对股价崩盘风险均具有影响;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能够调节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强度。     

市场纪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12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以2005-2011年我国12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计量回归分析,研究市场纪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次级信贷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发行债券、银行存款数目与其风险承担负相关,银行上市能有效约束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大银行改革,打破银行垄断,严格控制其次级信贷水平,通过发行债券、吸收存款等方式,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探析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显著特征是负债融资比例偏低。可以适当增加负债融资可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形成权利制衡机制,优化资本结构,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增加企业价值。但我国上市公司还存在各种制约因素,致使负债融资尚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效应。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商业银行的证据

立足资产价格波动理论和长尾理论,文章阐述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理,然后运用条件风险价值法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并结合2007～2016年中国沪深股市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通过冲击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可通过加强金融创新、增加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投放比例、积极调整利率政策等手段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视角

通过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基于2013~2019年上市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融合发展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不同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缓释风险承担的效果更明显。（3）金融科技应用于不同信贷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和偏好具有显著差异性,国有商业银行偏好借助金融科技调整贷款担保结构缓释风险承担,而其他商业银行偏好借助金融科技调整贷款期限结构缓释风险承担。研究结论对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深度融合、优化信贷结构、缓释风险承担提供了重要启示。     

债券违约风险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作为债券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商业银行长期以来是信用债市场重要的资金来源和风险承担者,“刚性兑付”的打破和不断聚积的风险严重影响银行稳健经营.债券发行中,企业到期债务的最终偿还不由商业银行承担实质性的偿付责任或担保责任,银行主要负责债券承销、资金托管等义务,但不断攀升的债券违约风险对银行的传导效应仍值得高度关注.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加剧还是降低

利用文本挖掘法构建各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基于2011—2020年492家商业银行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理论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通过自信效应加剧银行风险承担,增加信用风险;金融科技通过信息改善效应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风险;中小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受金融科技影响更明显。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资本参股视角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如何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视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反向混改”形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和代理冲突问题,进而可赋能其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民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及单一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其国有资本参股的数字化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为明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联动机理、依托“反向混改”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