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媒体关注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5—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方面的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媒体关注能够增强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是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好、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时,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强,媒体关注对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绿色债券发行与企业ESG表现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一种直接的绿色融资方式。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是否会促进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式发展值得研究。文章分析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对ESG表现的影响,与我国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契合,也利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有效构建。文章选取2016—2021年中国A股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和发行普通债券未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研究发现,与发行普通债券的企业相比,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有更好的ESG表现,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发行绿色债券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实现对ESG表现的提升。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双碳”目标提出后,结论更显著。另外,发行绿色债券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对“E”和“S”的影响,对“G”的影响仅存在于制度建设。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环保费改税与企业ESG信息披露——基于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效应

在我国立足发展新阶段、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的背景下,ESG信息披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利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环保费改税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能显著促进企业ESG信息披露;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强化环保费改税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促进效果;环保费改税对营商环境好、行业竞争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ESG信息披露促进作用更显著。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下,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ESG理念愈发受到推崇。开放式创新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有助于驱动企业ESG表现提升,受到理论和实践界广泛关注。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并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得出结论：开放式创新广度、深度的提高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ESG表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企业应积极寻求创新合作机会,注重提升创新效率,合理应对外界关注,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政府需要发挥好监督作用,为企业提供适当的政策保障与金融支持。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资产配置：刺激还是抑制？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上市公司的综合水平,是体现双碳目标、推进绿色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标准。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及17个省份颁布或修订环保条例作为准自然实验,根据彭博数据提供的ESG得分衡量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探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从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表现,但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异质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高的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政府应加快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制度,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共同机构投资者改善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吗？——基于供应链关系治理机制

共同机构投资者同时关联行业内多家上市公司,集成强大的信息资源网络,影响企业投融资结构安排。文章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共同机构投资者与投融资期限错配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存在、持股比例、横向联结均有助于改善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增强供应链上话语权、提高商业信用水平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开源节流”效应,进而减少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分析表明,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与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协同作用,对内部控制有效和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还能弥补不完全契约和正式制度的缺陷,尤其是对契约环境较差、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弱势群体起到了替代性治理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还能进一步强化供应链系统稳定和推动可持续发展,这对助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外部监督与盈余管理——针对媒体关注、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的考察

从外部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媒体关注、机构投资者、分析师等外部治理因素对公司盈余操控行为的监督作用。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因素之后,越多的新闻报道伴随着越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新闻媒体能够发现、揭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没有纠正功能;机构投资者交易越活跃,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盈余的操控程度越小,说明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盈余...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绿色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ESG表现——效应评估、机制分析与市场化条件支撑下的赋能路径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影响当前企业前沿的ESG表现。实证结果发现,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驱动企业ESG表现水平提升。从异质性检验看,中央环保督察对于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机制分析看,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主动性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的环境补贴强度并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能,从而有助于企业ESG表现水平的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高管腐败吗？——基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日益得到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高管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用手投票）和卖出股票（用脚投票）的行为,中小股东“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行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腐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为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开展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重要支持。     

企业数字化发展引发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危机了吗？

依据工业经济时代核算逻辑形成的会计信息,是否因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已陷入相关性危机？微观证据表明：企业数字化发展主要引发净资产价值相关性危机,对净利润价值相关性有提升作用。两者相关性此消彼长的变化,一是源于数字化发展引发的资产信息缺失效应与盈余信息治理效应,二是源于投资者信心提升效应。通过截面分析发现,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沟通程度低、管理层情感语调较负面、媒体负面报道较多时,上述此消彼长的价值相关性变化更显著,另外,更高的市场化水平难以扭转净资产价值相关性危机。对数字化发展进行动作分解,该相关性变化趋势主要由数字化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以及应用引发。对财务报表具体项目价值相关性分析发现,期间费用、营业收入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价值相关性提升,而无形资产、营业成本的价值相关性则面临挑战。以上结果有助于为数字经济时代会计准则修订重点与进程安排提供指引,为提高新阶段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会计信息视角的改革路径。     

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历多样性能减弱实体企业金融化吗——来自沪深2008-2019年上市公司的检验

通才还是专才,谁的金融投资水平更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历多样性和金融化的关系,并探讨其中的作用环境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成员的职能经历多样性与企业金融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跨职能工作能力强的通才型高管团队有更高的金融投资...     

机构投资者真的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混合与平衡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8年相对较长时期数据,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内生性基础上,通过混合与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其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这种相关性较非国有控股企业更显著;国有控股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负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则变成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绝对值显著正相关,其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这种相关性较非国有控股企业也更为显著。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中国机构投资者仍然是短视的,对盈余管理不存在制约作用反而推动了企业的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