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不确定性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基于2008-2019年中国50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网络,从微观层面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其不仅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而且会加重金融机构自身的脆弱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证券、房地产和金融控股四类部门风险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较快上升时期,银行、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入效应,而金融控股部门则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收益水平较低的个体机构以及在经济环境不景气和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都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11-2018中国年银行业数据,系统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资产证券化有效缓解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冲击,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期限错配及提升经营绩效而实现.异质性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形下,资产证券化对非上市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优化效应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都稳定存在.这为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丰富风险管理手段及科学制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策略提供了有益启示.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银行应基于功能需求的视角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同时也要强化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防止出现过度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会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资产负债率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和权衡理论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理论模型，然后使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结论是，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向企业发放长期贷款、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向企业发放短期贷款。实证研究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长期债务占比先上升后下降。考虑到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长期债务占比的影响由正转负的临界值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较小；在大企业、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较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FDI中介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各省份区域创新创业能力指数,综合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将FDI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FDI的竞争力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对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稳健。此外,本文进一步将31个省份按中、东、西部划分,探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发现各地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排名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给出促进各地区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与创新绩效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仅对企业的创新规模具有驱动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对创新规模的激励效果大于创新质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具有互补关系,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所有制、规模、行业分类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和强化政府政策制定,引导企业创新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员工配置——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员工配置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一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员工配置?本文以员工数量衡量企业员工配置,利用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员工配置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企业员工配置,且该影响经更换变量、调整样本容...     

高管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增强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却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激励契约组合具有一定整合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呈互补关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呈互替关系。此外,相对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加显著的调节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商业信用供给

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投资者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减少商业信用供给;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显著正相关;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供给的负向影响在中小规模企业、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以及股市危机时期更加显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并不明显。经济后果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以减少企业的超额商业信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