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定量化科技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及北京市科技政策演进分析

首次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技政策文本编码和类定量化分析框架,弥补了目前大样本、多维度、较大时间跨度的政策研究方法的欠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针对1996—2007年间北京市科技政策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编码体系和分析框架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贸易的发展趋势、政策特点和我国的贸易现状,提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有所帮助。     

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生物医药产业是将生物技术用于医药产业，应用基因工程等技术，改良传统医药产业，开发用作疾病治疗剂、疾病诊断剂和预防的新药。据估计，目前有60％以上的生物技术成果正集中应用于医药行业。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提高各国展示科技实力，进行经济竞争的重要手段，并成为各种资源争夺的焦点。     

厦门海沧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探索分析

围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与机会,结合厦门市海沧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招商引资及其建设发展现况,以及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完善规范之趋势,在人才、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及上市服务等方面,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需要突破的瓶颈,提出总体规划、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发展重点与前景思路,努力把厦门市海沧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打造成"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贡献基地。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评价研究

基于生物医药产业的特点,从产业链的角度,构建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利用因子分析评价模型,对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然后,根据因子得分将生物医药细分行业发展水平进行排序,进一步探究细分行业竞争优势和劣势,据此提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广阔前景 ,分析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并就今后的发展战略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的物联网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物联网被称为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对物联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物联网产业,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发展。从政策工具角度,采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具体分析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政策特点,发现现有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过溢,需求型政策工具不足,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性问题以及政策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为此应进行政策工具的整体优化,注重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和配套性。     

厦门市海沧区生物医药产业SWOT分析与发展对策建议

文章通过阐述厦门市海沧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采用SWOT分析模式,剖析梳理海沧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提出海沧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建议。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是依托当前较为系统的研究其竞争力是宏观维度(国家、政府层面)与微观维度(资本市场、技术进步、公共服务平台层面)两个维度内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不管哪个维度发生变化或者出现问题都会对集群的正常发展带来影响,最终导致集群竞争力的波动。生物医药产业规划需要对本地的区域环境与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进行研究,发现竞争优势领域,结合区域的资源优势,制定本地区的医药产业政策,才能实现区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     

双重视角下颠覆性创新的政策文本分析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孕育,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社会影响效应逐步增强,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文章以中国国家层面的颠覆性创新支撑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扎根理论,对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支撑政策文本信息深入挖掘.研究结果指出: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面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而需求面的创新支撑政策相对较少;创新价值链演进过程中,政府更倾向于技术研发阶段的政策支撑建设;在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的关系维度下,技术研发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和需求面的政策影响效应有限;不同政策工具下,其内部的政策类型结构差异性显著.研究结论为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政策体系优化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创新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创新效应。论文采用R＆D投入作为创新投入的测度指标,采用新产品产值作为创新产出指标,运用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验证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对该产业的创新效应。     

比较视角下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分析和发展模式探索

目的 探究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模式。方法 基于熵值法构建由规模、经营、绿色技术创新、成长竞争力组成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0—2020年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发展现状,并与浙江省进行比较。结果 现阶段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发展趋势与浙江省相似,但各项竞争力指标均低于浙江省,其中绿色技术创新竞争力与浙江省差距最大。结论 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未来发展模式应以“链式”为导向,稳固政策、服务、金融链的优势基础,强化人才链的中坚作用,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链驱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政府支持创新创业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究(2003-2017年) ——来自国务院及16部委的数据分析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在指导和促进创新创业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公共政策。为厘清我国“双创”政策发展脉络,以中央政府近15年来颁布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文种类型、权威主体构成及发文数量、主题关联性、政策工具4个维度进行频数统计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具有文本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指导性、制定主体上的强权威性和弱协调性、主题关联上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多元性和间接性4个基本特征,并针对我国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特点和不足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论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

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已经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中国创意产业起步比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财税政策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介绍了中国创意产业现状及其财税政策的问题,探讨了财税政策介入创意产业的理论依据,并借鉴了发达国家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最后指出了中国创意产业财税政策的修正。     

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政策现状与前沿趋势

以我国公布的30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为样本,基于政策工具和PMC政策评价模型,采用文本挖掘及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当前人工智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中的需求型政策工具需进一步加强,环境型政策工具结构有待调整;通过对处于不同评价等级、针对不同产业发展政策文本的PMC指数进行比较,识别出影响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评价等级的具体变量。最后,结合我国人工智能研究前沿趋势分析,探寻未来政策制定方向,为后续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提供具体、可操作性建议。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阶段与重点变迁研究——基于1999—2022年的政策文本分析

为明确中国1999—2022年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重点变迁情况，将政策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1999—2005年的改革发展期、2006—2011年的自主创新探索期和2012—2022年的创新驱动期。然后运用文本挖掘工具分析这3个阶段的科技创新政策，对其高频词、语义网络图、点度中心度和网络中心势以及小团体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总结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变迁情况。在第一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注重有序管理，此时创新、技术和企业并未得到重视；在第二阶段，围绕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服务逐渐得到重视，资源也开始向科技、创新和企业集聚，自主创新的探索势头向好；在第三阶段，创新更加受到重视，研发一词首次出现，同时研究和科研的重要性均有所提升，可见本阶段重视创新的应用，呈现创新驱动特征。     

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基于中印1990-2013年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的技术创新政策,利用Rothwell和Zegveld（1981）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分类,比较了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政策工具在供给导向、环境导向和需求导向下的异同。结果发现,在供给导向下,两国使用政策工具比例相当,且信息工具是两国最常用的供给工具;在环境导向下,中国使用的工具比例高于印度,但印度更倾向于通过法律规制工具突出政策的延续性和权威性;需求导向下,印度使用的工具比例高于中国,表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比中国更成熟。最后,提出了统筹设计供给导向型政策工具、合理布局环境导向型政策工具、大力推进需求导向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主动构建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