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以浙江省67县市为例

通过改进人口半城镇化测算方法,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及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及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分析和规律探讨。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均呈增长趋势,人口半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产业非农化表现出相反的北高南低格局。②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形成浙北低人口半城镇化—高产业非农化、浙西和浙南高人口半城镇化—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③浙江省大部分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耦合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以上,无明显空间差异;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以中度耦合和较高度耦合水平为主,2005—2014年间中度耦合县域逐渐转变成较高度耦合,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空间差异。④相较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耦合度不断上升的特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倒“U”型分布,倒“U”型拐点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55%左右,浙江省大部分县市处于倒“U”型分布的左侧阶段,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发展可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意拐点右侧需结合产业升级、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促进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     

我国城镇化和土地利用非农化关系分析及协调发展策略

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远大于人均总建设用地量,存在“两栖占地”现象.文章构建了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LUNI)和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LPUH)两个指标,刻画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利用非农化的关系;采用2000和2009年各省人口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测算省际人口城镇化率(PUI)和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LUNI);利用SPSS软件分析LUNI和PUI之间的相关性,对省际2009年PUI、LUNI、LPUH数据进行了多因素快速聚类分析;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系数进行各省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LPUH)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0年和2009年LUNI与PU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58和0.686,相关性下降;5个聚类类型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形成5个地域类型区;空间自相关分析也显示LPUH热点区的存在.进一步讨论了导致城镇化和土地利用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提出了以健康城镇化为导向的协调发展策略.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跨省区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

文章在构建两地区两部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而选择人口规模与降雨量分别作为工具变量,构建两类互相检验的工具变量模型实证研究,并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必要性、弱工具变量风险以及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四个方面对实证结果做了合理性讨论.研究结论认为当城乡收入差距位于"倒U"理论拐点的右侧时,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否则相反.环境的异质性影响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敛的关系效应,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收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散,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效应减弱.     

西部欠发达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演化进程对比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基于城镇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构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和协调性模型,划定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协调度分级标准,对2000—2014年青海省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演化进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青海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整体都在提升,但与西部地区和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仍存在差异;青海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使得区域间差异性越来越小,但其整体分布格局仍存在空间分异现象;青海省各市城镇化主导类型主要由产业城镇化超前型转变为人口城镇化超前型。     

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动力机制

文章重构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协调发展类型分区并剖析其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动力机制。研究表明:(1)长三角县域根据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可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以及低度协调发展区,其中高度协调发展区在空间格局上以苏南地区集聚为主。(2)长三角县域整体及三大类型分区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且空间异质性逐渐减弱。(3)技术创新、基础投资、金融服务、财政支出、"互联网+"五大机制对长三角不同类型分区的影响效应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本着异质性区域差异化指导的原则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农业转移人口异质性的诠释与分析--以江苏南京、常州与扬州比较分析为例

农业转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要求,更是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文化交融的纽带作用;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人本核心的内容与要求,文章以农业转移人口的结构特征、价值需求内容与转移方向选择为研究内容,以江苏南京、扬州与常州三地不同的地域空间分布、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地区为研究样本,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的影响与表现进行了理论诠释与实证分析;正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础确立符合转移主体结构变化、价值诉求内容与转移趋势的有效、针对性的农业转移人口政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的核心,也是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市民化道路实现的前提,更是经济、政治与社会得以整体推进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两者存在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方面耦合机制,建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张掖市2008—2016年的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态势;(2)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2008年的严重失调到2015年以来的高度协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基于“人”和“地”要素的分析

文章在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06—2020年全国地级市为样本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进行评价,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的产业升级,但西部地区除外；（2）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提供了支持,围绕城镇化关键要素的人力资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对此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受到人力资本配置的强化影响,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趋势不明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突出的“规模偏向”特征,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挤压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空间。文章结论为发现中国转型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新趋势下由产业升级的空间失衡和城镇化“功能鸿沟”可能造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给予了政策启示。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集约发展：城镇化理论的“题”中应有中国农村集约型城镇化道路探讨之一之“义”

本文从城镇化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释了集约发展是城镇化理论的深刻内涵，城镇化概念中的质量提升、城镇化模式的历史演变、城镇化聚集理论的核心问题其本质都是集约发展；分析了欠集约发展是当前农村城镇化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人口欠集约、基础建设欠集约、产业欠集约、资金欠集约和规划欠集约；探讨了农村集约型城镇化的战略取向，一是区域集约：采取差异化战略推进区域城镇化，二是产业集约：推动城镇化与经济结构的互促共进，三是人口集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非农产业转移和身份转变，四是经营集约：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结合，五是资源集约：推动资源的城乡间流动和整合，六是风格集约：构建自然生态 地方特色 时代背景 文化底蕴 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镇系统。     

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城镇化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传统城镇化发展优势逐渐削弱和制度约束日趋显现等困境,导致以工促农的基础不稳固和以城带乡的能力弱化,城乡协调发展动力不足。推动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需要以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带动城乡边缘区发展、提升中小城镇的载体功能、推进农村工业化、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体系和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以此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非农化发展的道路选择

文章对西部地区非农化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认为西部地区非农化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水平低 ,关键是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非农化的道路选择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知识化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外流化。     

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

当前我国土地城镇化超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用DEA模型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评价城镇化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静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9—2014年12个城市整体城镇化效率年均下降9.5%,其中在2014年有7个城市属于非DEA有效发展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变量对城镇化综合效率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城市规模与城镇化综合效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综合效率正相关,投资率、产权结构变量与城镇化综合效率负相关。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价——以张家界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内涵、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评价及探讨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其动态关系。采用1989—2014年张家界旅游及城镇相关数据,结合小波分析、熵值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法,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就业及收入效应表现较好,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方面表现突出;出现期及生成期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低,但成长速度较快,城镇化则相反,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互为因果,短期内正负效应交替,长期内均有稳定正向效应;发展期,旅游业发展水平反超城镇化,两者相互协调发展,但城镇化不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产生的冲击效应也较弱。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