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融资融券、管理者自信与企业环保投资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管理者自信和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自信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融资融券制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而且还能够缓解管理者自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发挥环境治理效应。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管理者自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弱和非重污染企业更为显著,融资融券制度的环境治理效应在非重污染企业更为显著。本文提供了管理者自信与企业环保投资以及融资融券环境治理效应的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完善企业环保责任体系和解决环境治理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环境执法监督与空气质量—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2016年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旨在对环境执法监督形式进行创新性改革,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空气质量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采集全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指数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被督察省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平均下降3.184个单位;单项污染物治理效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PM10、SO2、O3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PM2.5、NO2和CO浓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证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反馈意见的颁布减弱;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逐渐减弱的现象,且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技术创新效应.     

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部控制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治理效应抑或助推效应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对企业投融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择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治理效应",信息披露程度越高,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越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的治理效应,主要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以及信息系统与沟通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借鉴,有助于从完善实体企业内控视角治理脱实向虚的问题。     

公众环保参与对企业环保创新水平的影响探析

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公众环保参与对企业环保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公众环保参与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城市企业的环保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此外,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保参与能够通过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业环保创新水平。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CEPI）能够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治理效果。     

金融科技能够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吗?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度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助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事前的信息甄别能力和加强事后的债权人监督功能,继而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抑制过度负债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本文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金融科技影响效应和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机制的文献,而且在实践上为利用金融技术进步推动微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依据。     

论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功能

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功能是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对整个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作用,是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内在的并与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内在属性相联系,适当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内在功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有效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可以促进环境资源合理定价和有效配置、激励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     

论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第三支力量的崛起

市场手段与政府管制的环境保护策略使企业与政府成为环境保护的两支基本力量，但是二者的终极目标并非保护环境，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及其成员的环境利益，而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则以保护环境为根本目标。在实践中，它具有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发展、维护环境污染受害者利益、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积极作用。当然，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也有其消极作用，它自身的发展也面临问题。     

企业环境行为的经济分析

企业既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也是环境保护的主战场.如何激励企业采取合理的环境行为来认知和承担自身造成的"负外部性",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时采取的环境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为政府制订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从经济学及博弈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典型的公共财产,其特点表现为产权规定不明晰、外部性及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这些特性导致环境资源的过渡使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博弈角度分析:环境污染事实上是囚徒困境;污染治理的方法是大型企业采取内部治理,小型企业通过税收政府集中治理。     

政府、企业与公众环保行为博弈分析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中也包括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和"全民环保"的新理念.将公众置于社会大系统之中,其参与环保行为多是依赖政府设计的制度框架,与企业环保行为间博弈选择的结果.在政府不参与模型中,公众也不会自觉参与环保,企业更不会停止污染,必将导致"公地悲剧";而在政府参与模型中,政府的奖励与惩罚力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参与的人数和参与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环保行为的选择.由此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更广泛程度的公众参与.     

SCP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

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借助SCP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上级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目前二元协同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不同策略选择行为所导致的绩效侧重对该策略具有正反馈。据此,应通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机制,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