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策略逢迎还是实质转型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绿色并购成为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但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实目的仍需验证。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借此探究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正动机。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够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且具有持续性;从作用机制来看,绿色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扶持,从而缓解绿色创新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企业、环境执法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绿色并购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从并购动机角度丰富了绿色并购经济后果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重污染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有益参考。     

儒家文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绿色并购是重污染企业响应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实施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2010-2018年重污染企业的并购数据研究儒家文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受到儒家"天人合一""义利观"和"慎独内省"思想的影响越深,越倾向于进行绿色并购.机理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管理者的绿色发展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环境自律意识,从而推动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和转型发展.进一步检验表明,儒家文化驱动下的绿色并购兼具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丰富了绿色并购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推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决策参考.     

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投资者发挥作用吗？——来自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还是转型激励？——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构建实验样本,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形成的融资约束抑制了TFP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大于投资价值和研发投入对TFP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特别是加强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融资支持,通过约束与激励相结合以更好地提升企业TFP。     

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债券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主体的绿色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且发行绿色债券对二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应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和固有技术水平的影响,但相比于重污染行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利用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效率更高。路径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吗

绿色信贷是助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挤出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并且挤出效应在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良好或享有政府环保补助时,绿色信贷政策能激励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减少长期贷款和企业研发支出的途径抑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和项目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为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以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异质性检验发现,此促进效应在非重污染企业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因此,金融机构在设计绿色金融机制时,应当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需求,提供更为灵活和适应性强的金融产品,尤其是针对非重污染企业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及行业绿色数据的监测和披露,提升信息透明度,使得金融机构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为其提供更精准的绿色金融支持;企业应利用绿色金融积极主动地加入绿色技术创新的行列,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领域创造成效。     

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绿色转型与市场激励效应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主板工业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和“量”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均存在促进作用,相较于重污染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该政策的实施更有助于促进非重污染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创新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并将产权性质和污染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相对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企业应充分认识绿色创新在公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制度,商业银行应建立有效的绿色信贷制度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是实现其绿色转型的新渠道，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受到重点监控以及非国有、规模较大及反应型环境战略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方向。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能否引导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值得探讨。实证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后,相对于税负平移省份的工业企业,税负提标省份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且研发投入发挥中介效应。其中,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作用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绿色发明与实用新型创新,而对于重度污染行业仅显著提升其绿色实用新型创新。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建议税负平移省份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并将引导企业绿色高质量创新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实施目标之一,同时增加针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保护税调节。     

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绿色信贷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产品之一，能够通过信贷审批制度影响我国企业发展。文章采用2008-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原始样本，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我国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显著降低；对股权性质、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绿色信贷的实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指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的税务负担与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来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创新型货币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央行将绿色因素纳入创新型货币政策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创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担保品纳入绿色信贷资产以后,受政策影响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相对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显著提升,而对于非绿色投资水平效果不显著。第二,基于三重差分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第三,将绿色因素纳入创新型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创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环保行业及非重污染行业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创新型货币政策的绿色投资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创新型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从政策的动态效应上看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该政策促进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升绿色企业价值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169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定量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对绿色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显著提升了绿色企业价值，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同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内部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均能正向调节试验区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鉴于此，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