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实证考察

基于2009～2019年中国海关和财务数据库匹配的701家上市公司数据,文章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汇率变动会通过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这两种中介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前者的中介程度为1.457%,后者的中介程度为49.181%,而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在汇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非国企、制造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的中介程度较为显著。鉴于此,增强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推动作用。     

“营改增”、制造业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DI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DI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营改增"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经由制造业服务化来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并不存在。文章的研究对"营改增"政策完善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2-2021年中国长三角中心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假说。从经济开放度的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静态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开放度小于或者等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开放度大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和各地级市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优化先进制造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辽宁省2010—2019年省级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Super SBM-GML指数，测算辽宁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间辽宁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处于上升态势，绿色技术进步是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核心，而绿色技术效率的推动作用较小。在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影响因素当中，经济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驱动作用，而人力资本具有极大的阻碍效应。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双元领导对“90后”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以人岗匹配度和组织差错管理氛围为中介变量

研究旨在探索双元领导如何提高“90后”员工的创新能力。从认知视角出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揭示双元领导通过人岗匹配度和组织差错管理氛围影响“90后”员工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双元领导正向影响“90后”员工创新能力，人岗匹配度和组织差错管理氛围在双元领导与“90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为领导者采取动态双元领导风格进而提高“90后”员工创新能力提供了新视角，并对企业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产业集聚、企业特征与制造业技术进步——基于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的地区集中能够产生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效应,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该文在现有集聚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异质性的集聚经济模型,分析了企业特征不同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估算了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区位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江苏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集聚经济效应受行业中企业数量、企业所有权等企业特征以及行业规模扩张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公共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最大,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贡献虽稳定但十分有限,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并不稳定;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形单一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超过门槛值时,本土研发投入并不能继续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再显著或降低。     

国家级新区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国家级新区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本文利用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条件下稳健的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我国2003—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结果显示,与未设立国家级新区时的情形相比,国家级新区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幅,并且提升力度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强趋势,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持续的正向影响。国家级新区在设立初期对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在长期尚未产生稳定、持续的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自“吸引外商投资”机制和“培育市场主体”机制,而“发展科技服务业”机制的效果尚不显著。建议国家级新区重点推进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改革,多措并举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结构调整偏向性、比较优势变迁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文章通过构建CES生产函数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结构调整偏向对比较优势变迁及其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82~2014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结构调整持续朝偏向于技术方向发展,存在结构调整技术资本偏向。同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结构调整偏向和比较优势存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综合效应更多反映纯结构调整偏向效应,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分化趋势,这说明结构调整方向与比较优势变迁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结构调整偏向性、比较优势变迁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构建CES生产函数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结构调整偏向对比较优势变迁及其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82~2014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结构调整持续朝偏向于技术方向发展,存在结构调整技术资本偏向。同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结构调整偏向和比较优势存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综合效应更多反映纯结构调整偏向效应,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分化趋势,这说明结构调整方向与比较优势变迁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际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2002、2003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创新能力体系指标数据．从区域层面,系统研究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体系中知识创造、知识获得对知识应用的影响及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这三个密切关联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目前创新环境中,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力素质、金融环境对创新能力有正面促进作用,而创业水平对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在创新能力体系中,知识获得对知识应用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知识创造对知识应用的影响不显著;创新综合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面的效应;分项看．知识应用、知识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而知识创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同时发现市场化改革和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还没有起到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更多地还是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与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对广西1996-2015年的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呈“两阶段”跃升特征。知识型人力资本呈 “两阶梯”增长态势,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价值链低端生产呈 “U”型走势,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SBM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检验了中国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在地区分布上呈现“东弱西强”的特征。进一步回归发现：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单一门槛效应。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拓展分析发现,FDI对不同分位点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