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QFII共舞

QFII的到来对于中国的个体与机构投资者来说，就是一个问题，这么高的市盈率，境外投资者会参与吗?与QFII共舞肯定不是与狼共舞，更不是“双高”，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QFII将带来什么？

QFII制度的全称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Institutional Investor）制度,是指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通过认可合格的国外专业投资机构（QFII）,允许其投资本国证券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实质就是绕过资本项目管制的限制,实现国外资金可控地进入国内市场。在印度、韩国、台湾等许多新兴市场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都推行了QFII制度,实践表明QFII的推行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动力和路径的双重视角

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责任对企业施加影响,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将机构投资者与ESG、CSR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采用2005—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创新性地从动力和路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动机;缓解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路径,而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对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优化外部监管环境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对我国证券市场实施QFII制度的几点思考

本文针对实施QF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其演进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对我国新近实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作了一些分析。总体而言，QFII制度在我国的推出其作用是积极的、前瞻性的，其发展是必然的，对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的接轨，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的开放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QFII会不会稳定市场

自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来，媒体上对于QFII各种猜测与评论不绝于耳，大家普遍认为：QFII稳定市场，它将抑制炒作，降低中国股市的换手率与市盈率。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台湾的经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本文是一篇针对QFII的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QFII对台湾股市的影响，结果发现：QFII并没有引起台湾股市市盈率和换手率的任何变化。     

QFII制度下金融风险的法律防范

QFII制度是在货币还不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的一种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过渡性制度 ,在韩国等地已有成功的实践 ,我国在 2 0 0 3年引入了该项制度。该制度还存在一些需防范的金融风险 ,我国现行的QFII监管制度仍有一定的缺陷 ,需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     

区域创新环境、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一个文献综述

如何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是当前理论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外学者已从多种不同的研究层次、研究视角和内涵界定,对企业竞争优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从区域创新环境和绿色技术创新内外两个视角,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决定因素进行文献回顾和总结,归纳与整理企业竞争优势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区域创新环境、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及提出研究展望。     

产业集聚多样化、专业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利用2006—2018年省际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产业集聚多样化的作用更强。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但是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产业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要显著高于第二产业。     

企业外部技术联系渠道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基于"火炬计划统计报表"的分类,归纳出5个企业外部技术联系渠道,即大学、国内研究机构、国内企业、国外企业及国外研究机构。以514家浙江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5个外部技术联系渠道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大学的技术对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数的影响显著;来自国内研究机构的技术只对专利申请数具有显著影响;来自国外研究机构的技术对技术创新绩效无显著作用;来自国外企业的技术对新产品数的影响显著;来自国内企业的技术对技术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企业运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障碍及其对策

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破坏性、风险性和不可逆替代性特点。运用突破性技术创新要遇到资源缺乏、模式固定、思维局限和精力不足等障碍,对此应广泛进行市场调查、发现新空间,建立适合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合理进行资源整合,建立有效的激励体制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环境责任视角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环境问题是影响我国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积极释放环境履责信号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则是企业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传媒带来的网络舆论效应凸现的当下,媒介公众的外部舆论压力已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新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环境责任视角,探究公众、媒介外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环保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并以2012—2018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众关注与媒介关注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责任在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环保投资强化了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削弱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思考——基于绿色壁垒的理性分析

排除贸易保护主义因素,绿色壁垒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环保意识提高的产物,对环境和技术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我国出口企业环境意识薄弱,缺乏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遭遇绿色壁垒的根本原因。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绿色壁垒的手段,推行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强化企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和转变生产模式。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与措施设计的因素分析

在江苏省组织开展的企业技术创新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与措施设计的因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