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高管认知能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数字化改造已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加深了社会和企业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但是尚未有学者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文章以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专业化发展的中介效应和高管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现阶段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投资效率最大值对应的数字化转型深度,说明“倒U”型的右侧负效应主要来自少数极端值。专业化发展在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承担了显著的中介角色,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与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认知能力对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但主要发生在二者正相关阶段,高管认知能力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正影响越强。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仅存在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被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无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收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变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信息使用者产生了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Python爬虫工具进行文本分析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衡量指标,以此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审计收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中两者的正相关关系才显著,在国际“四大”中不显著。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度的财政补贴能够激励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强度的财政补贴反而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强度的提高不仅能够加深财政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还会推迟倒U型关系拐点的到来。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分析师跟踪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07年—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企业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倒U形”影响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分析师跟踪在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护企业核心信息;同时出台创新政策,提供多渠道融资。     

期望业绩差距、管理者决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技术进步和资源扶持外,更需要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通过选取2012-2021年制造业行业的上市企业,研究了期望业绩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实证发现,期望业绩差距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呈“U型”非线性结构关系,即在期望业绩顺差和期望业绩逆差越大的两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越强,表明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有“居安思危”的谨慎性需求,也有“穷则思变”的变革性需求。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期望业绩顺差因资源冗余效应,期望业绩逆差通过倒逼管理者增加创新投入和改进组织韧性,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期望业绩差距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未来期望业绩,但具有时滞性。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其形成机理检验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中国A股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代理问题和内部控制在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且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代理问题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甘肃省经济发展转型研究

通过对甘肃省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脱钩关系的分析,结果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近期明显表现为弱脱钩状态的结论。同时基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EKC）的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甘肃省的EKC曲线既不像某些国家所呈现的“U”形或者倒“U”形,也不像东部某些省份所呈现的“N”形或者倒“N”形,而是单调递增的一次形,说明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正相关的单增关系,甘肃省的减排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最后分别从法律政策法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消费结构、科技创新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路径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了“走出去”: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企业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纷纷推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效果备受关注。关于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走出去”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文章针对该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当OFDI可变成本小于贸易可变成本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走出去”,反之则起到抑制作用。实证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利用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走出去”,并且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走出去”的影响不存在地区异质性,但与企业类型、行业和促进方式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走出去”,但电子商务的发展则抑制了“走出去”;此外,政企关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走出去”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研发合作模式下知识关系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基于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面临“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为实现可持续性突破性创新,企业亟需寻找创新发展新道路,而知识作为企业创新的源泉,合作者间的知识关系作为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资源,是企业创新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于企业知识理论,研究焦点企业与合作者间知识关系即知识互补性和知识替代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基础多样性和知识基础复杂性对其影响的调节作用,利用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及其合作者2008-2020 年专利数据和财务数据进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验证相关假设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焦点企业与合作者间知识互补性对突破性创新有倒U 型影响,而知识替代性负向影响突破性创新;知识基础多样性使知识替代性对突破性创新的负向关系增强,而知识基础复杂性使知识替代性对突破性创新的负向关系变缓。研究结果从合作者之间知识关系角度为企业提升突破性创新绩效提供理论支撑。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内部控制对曲线关系发挥调节作用,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曲线整体水平上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金融资产占比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与内部监督发挥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为实现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股票流动性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企业价值在这一关系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企业金融化的利弊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过度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危害，引导实体企业回归主营业务，也为实体企业提高股票流动性提供决策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审计质量

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对审计质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此时企业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我国应当坚持全面推动产业数字化,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全社会共同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我国上市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主板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实证研究了高管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并将三者放入同一研究体系中研究了高管薪酬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的提高可以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另外,高管薪酬会降低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制定合理的薪酬机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