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权益资本成本：提升抑或降低？——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以往的文献集中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少关注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本文基于Python爬虫和文本分析技术自行构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该项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票流动性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等渠道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低股权集中度企业和高行业集中度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但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尚需探索。文章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价同步性角度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可以降低股价同步性,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且该效应主要作用于成熟期企业,其作用机制包括提高分析师关注与股票流动性。进一步探究表明,在规模较大、位于东部地区及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其影响主要是基于技术运用层面产生的效应。本文结果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为从资本市场角度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吗?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企业防范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借助大数据文本分析手段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11年到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上述关系在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经营风险提供了微观证据,且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成本粘性视角

数字化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了企业商业模式的深层次变革。本文基于成本粘性的视角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应和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了成本粘性，该效果具有一定持续性，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路径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内部控制和降低调整成本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抑制成本粘性。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该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在处于中部、西部省份的企业中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成本粘性

本文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成本粘性；融资约束负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成本粘性的关系；数字化转型对成本粘性抑制作用在内控质量较低、西部地区及成长期企业中更显著。建议深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此缓解成本粘性，完善成本管理决策，激发企业的内在活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及实现路径

<正>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现实意义。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顺应发展潮流采取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时期，我国高度重视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状况，并将数字化转型视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举措。在国家战略背景下，企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努力通过转型实现降低产品服务成本、加速知识流动、变革组织结构、优化商业模式等目的改善企业绩效。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来自股票定价偏误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票定价偏误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信息效应和内部治理机制弱化企业代理问题来降低股票定价偏误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力的发挥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及结论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十四五”以来，我国逐步迈向数字化转型新时代。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本文采用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统计数据，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探究了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加快了企业从实际资本结构趋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由于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企业倾向于采用净债务融资的方式来向上或向下调整资本结构。本文为进一步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文章以数字化发展为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我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应深入将数字化转型应用于内部控制;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同时,在推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时也要关注制度环境,多举措协调推进。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董事会报告可读性、制度环境与股权资本成本

依据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量上市公司董事会报告的可读性、制度环境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董事会报告更好的可读性、制度环境更完善有助于降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制度环境越完善,公司股权资本成本越少受到董事会报告可读性的影响。鉴此,应完善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和外部制度环境,促进企业有效信息的对外传递,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资产质量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

本文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会计理念,应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资产质量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资产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这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改善资产质量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此外,本文发现在会计准则改革之后,企业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且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1—2017年95个国家的上市企业数据,考量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结果显示：资本账户开放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缓解投资不足,抑制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资本账户开放通过提高市场竞争、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三个渠道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显示,流入方向的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更大,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提高了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以及高杠杆率企业的投资效率。鉴于此,建议有序开放资本账户,加快金融市场建设,积极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发展。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国企混改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和未来突破的关键问题

通过梳理和逻辑分析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企混改案例背后所揭示的事实,本文指出实践中存在的对国企混改的认识误区和国企混改未来突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国企之间的“混”或通过基金的“混”来代替民资背景战投的引入,并不能真正实现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善的最终混改目的。未来国企混改突破的关键在于,其一如何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使民资背景的战投激励相容,愿意参与国企的混改;其二如何实现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转型,真正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体系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在转型路径选择上,存在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资背景战投组成有限合伙构架以及国资转化为优先股三种可能的实现路径。     

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测度与评价——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检验

权益资本成本(CofEC)是公司筹资和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然而,如何测定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目前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事后和事前两个角度测度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并从经济和统计两个角度对不同的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得出,不同方法得出的权益资本成本测度差异明显,最大差异达到了12.13%,这些差异对我国公司融资顺序(偏好)是否主要基于资本成本考虑的判断会造成重大影响。从经济角度看,事前权益资本成本测度要优于CAPM和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下事后权益资本成本,在事前权益资本成本测度中,国内外文献中普遍运用的GLS模型下的CofEC表现不够理想,而PEG和MPEG模型下的CofEC能更好地捕捉各风险因素的影响,尽管其时间序列计量误差方差相对较大。     

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推进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主的数字化经济建设是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流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积累人力资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经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充分识别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实施。     

环境不确定性、多元化经营与权益资本成本

以2009~2012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及多元化经营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则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也越高,同时在高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多元化经营将有助于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对于政府控制公司,多元化经营能够更显著地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代理问题,并且若其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则多元化经营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正相关关系的作用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