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兼论“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关系检验模型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解析了“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数字经济与市场活力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显著的出口科技含量、区域和时期等异质性;“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会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激发市场活力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新时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可以从人才和技术角度分析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驱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做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对不同制造业影响程度不同,互联网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依次增强,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影响机制来看,互联网通过激活人力资本带来人才效应和加强技术创新推动着制造业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了人才和技术“双重红利”;对比来看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要强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发挥作用最大,即互联网及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存在技术偏向性。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中国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运用SYS-GMM和门槛回归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而对模仿型创新能力具有抑制效果;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及模仿型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异质性;中国制造业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门槛效应,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显著影响了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门槛效应的发挥。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1996—2007年的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引用交易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分析了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种这种影响的内部机理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外包有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比较小;服务外包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制造成本的中介效应却是负的,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较小或是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怎样的促进作用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根据我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效果,并从地区和产业类别角度分别分析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同时对产业集聚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且作用效果呈倒“U”形趋势;分地区看,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强于其他地区;分行业看,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易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产业集聚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强化区域合作;有序推动不同密集度制造业的数字化进程;以产业集聚引领制造业不断进步。     

跨境电商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贸易新业态,是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基于2003—2022年我国86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跨境电商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跨境电商政策有效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跨境电商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因此,建议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中小企业参与。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绩效

在测度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还可以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研发资本的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     

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验分析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16年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市场竞争是其中两条重要路径;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以及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需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以数字经济、金融发展为中介变量,研究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和创新效率;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正向影响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存在“开放经济-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创新效率”的路径。因此应制定政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人力资本视角下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和R&D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现有研究却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本可能是影响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门槛因素。在构建一个二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0-201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结果表明:理论上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依赖条件,即在临界值两侧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中国省级层面的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显著三重门槛效应规律,且这种非线性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其他条件有关系;中国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随着门槛变化形成等级,且人力资本属于高等水平的省市数量较少,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属于低等水平的省份数量逐年减少,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只有少数地区人力资本到达高等水平。因此,我国应在增加R&D投入的同时加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其效用等。     

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文章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理并以此提出了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两种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以及交互项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等同的变动比例下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力度大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交互项的作用力度之和,理论假设通过了逻辑一致性检验。据此,提升人力资本能有效抵御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利影响。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了吗

人力资本是支撑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本文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并基于FGLS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其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由东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大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工资上升是这一过程重要的传导机制.为此,政府在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应更重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并结合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智力扶持政策.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