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16年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市场竞争是其中两条重要路径;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以及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需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吗？

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为衡量标准,基于2000—2007年持续经营工业企业数据,细致考察高新区对出口结构的促进效应。Heckman二阶段模型结果表明,高新区显著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产品的出口概率,却抑制其出口规模,因此高新区对区内企业出口结构的改善作用有限。此外,高新区改善出口结构的作用与一般性开发区无显著差异,但对相邻城市有明显的外溢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双向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2006-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非空间面板、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双向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FDI和OFDI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双向FDI的互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分区...     

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怎样的促进作用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根据我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效果,并从地区和产业类别角度分别分析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同时对产业集聚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且作用效果呈倒“U”形趋势;分地区看,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强于其他地区;分行业看,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易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产业集聚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强化区域合作;有序推动不同密集度制造业的数字化进程;以产业集聚引领制造业不断进步。     

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为研究对象,探究提升商品出口复杂度的因素,在Hausmann和Rodrik(2007)模型基础上,把出口复杂度的指标加以完善和改进,对浙江省制造业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进行测度,之后构建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市场化转型对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改善出口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和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文章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理并以此提出了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两种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以及交互项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等同的变动比例下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力度大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交互项的作用力度之和,理论假设通过了逻辑一致性检验。据此,提升人力资本能有效抵御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利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出口技术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Ｍｅｔｉｌｚ理论模型,分析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利用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我国２９个省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ＯＦＤＩ通过逆向技术溢出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转型成本,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剔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后,相比ＦＤＩ和进口贸易,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人均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人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为负,加强教育投入、 加快制度变革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分地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而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也没有东部地区明显。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吗——基于OECD-DSTRI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OECD-DSTRI和WIOD-WIOTs数据库,利用37个国家18个服务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金融保险和信息通讯服务业的负向影响最大,对专业科技和批发零售服...     

环境管制、区域异度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基于HS大类数据,通过适当修正的Hausmann(2005)模型测算了2002~2008年中国28个省级区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基于区域视角进一步研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8年间中国的环境管制不但没有削弱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力,而且具有促进作用,环境管制可以作为贸易结构调整的备选政策工具。本文的另一个启示是:要想提升出口复杂度以实施有限赶超战略,不同地区必须实行有差别的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引导政策。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能力？

基于相关省份2011—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度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就其空间演化特征展开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在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乡村振兴、提高信息通信技术（ICT）扩散强度两条路径作用于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数字金融发达地区和碳减排能力较强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与区域碳减排能力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本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能力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发展研究

在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背景下,制造业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当前,我国制造业在要素结构、产业链水平及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着不足。为此,相关部门应依托数字经济,通过培植创新平台、加大创新力度,推进产业融合、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环境、健全基础设施等策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及质量变革,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出口质量影响了出口波动吗——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在研究出口质量的经济效应时,主要关注"中国贸易增长之谜",对危机冲击时的贸易波动重视不足。利用2006-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小。需求侧收入效应和供给侧多样化效应作为较高的出口质量能够抑制出口波动的重要渠道,大约能够解释1/2的抑制作用。出口质量较高的企业通过高收入国家较高的消费比重、较低的需求波动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抑制了出口波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大,金融危机期间该类产品较高的需求波动加剧了出口波动。此结论可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和"调结构、稳增长"的外贸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持。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兼论“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关系检验模型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解析了“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数字经济与市场活力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显著的出口科技含量、区域和时期等异质性;“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会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激发市场活力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