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龄家庭贫困脆弱性特征与社会保障水平关联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四次调查数据,选取445份农村老龄家庭样本对老龄家庭脆弱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老龄人口收入及遭遇的风险对其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养老金收入、医保参保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变量与家庭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退休金收入与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下一步,应当建立精准识别老龄脆弱性的瞄准机制,强化社会保障的作用以及建立动态的脆弱性监测评估机制。     

寻计残疾人家庭脱贫与小康建设———基于中残联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助世界银行的家庭贫困脆弱性定义和家庭消费理论,使用2007-2012年残疾人联合会抽样调查数据,对7266个家庭户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消费模型估计和贫困脆弱性计算,并对2010年国务院“两个建设”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价。研究发现,该项政策实施后,残疾人家庭贫困脆弱性整体上明显降低。智力残疾、教育水平低、生活在西部地区以及农村的残疾人所在家庭贫困脆弱性较高,这种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制定和贯彻残疾人扶持政策过程中应分类规划、区别对待。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的影响——基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韧性、降低其金融脆弱性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部分替代熟人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实现对家庭风险的分担，且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功能的影响机制包括：推动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形成借贷行为挤出社会关系网络借贷，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积累审慎性储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实现重大风险转移以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黏性。相比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的替代作用更强；对农村和户主有外出生活或工作经历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担家庭风险时存在互补关系，否则表现出替代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家庭风险分担渠道的变化，并帮助脆弱性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     

家庭金融脆弱性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设计的经验证据

家庭既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也是金融决策行为的决策主体。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直接影响家庭当期的经济活动,同时又会影响到未来家庭的整体福利。本文利用2014年CFPS微观数据,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对消费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健康状况会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贫困分布;个人受教育水平、家庭的人口规模、是否有房贷支出、保费支出比重、社交资源则与家庭贫困分布显著负相关,其中越贫困的家庭社交资源、人口规模、保费支出占比的影响越大。     

互联网使用、市场参与度与农村相对贫困

互联网能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家庭与市场衔接,在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农业市场参与和非农市场参与两个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市场参与度与非农市场参与度均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最强,青年群体次之,中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最弱;分地区来看,互联网使用对缓解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为此,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家庭缓解相对贫困。     

农村脱贫家庭返贫风险测度及预警机制构建研究——基于生计脆弱性的分析框架

在阐释生计脆弱性与脱贫户返贫风险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农村脱贫家庭返贫风险的测度指标体系并测算其返贫风险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农村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较高,且同时面临外源风险和内源能力较弱双重困境;风险适应能力强弱是引致返贫风险的主要指标,五项资本贡献率不尽相同,其中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是增强风险适应能力的主要贡献因子。在此基础上,可从信息收集管理系统、大数据平台判断预警级别、预警等级情况核查、预警措施介入、预警措施评估五个方面构建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可聚焦易返贫地区,预防外源返贫风险,提升农村脱贫家庭抗风险能力,完善落实防止返贫预警帮扶机制。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在,而大病保险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采用CFPS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FGLS法构建相对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相对贫困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经济补偿效应及资本积累效应方面进行作用机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能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病保险对低收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政策效果更好,且减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大病保险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之一,由此可见大病保险存在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和经济补偿效应。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医疗保险反贫困的有效性,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就贫困广度、深度和脆弱性等多个方面对城镇居民医保的反贫困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政策能够增加参保者的医疗消费,有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从而起到积极的减贫效果;实践中城镇居民医保政策对贫困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效应,使贫困脆弱性减少5％～8.5％,对受到大病冲击的家庭,在抑制因病致贫问题上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但对受到慢性病困扰的家庭,其减贫效果有限,精准性与预期存有差距.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社会资本的衰萎

体制转型过程中家庭利益的分离、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享乐思想的盛行,对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和家庭伦理道德形成了严重冲击,而家庭小型化、农业经济效益持续偏低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共同导致的家庭养老社会资本迅速衰萎,更加凸显了农村老年人照护和精神赡养的严峻性,并威胁着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本文从家庭社会资本角度,剖析了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社会资本衰萎的过程和特征表现,提出了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借助发展社会养老来弥补家庭养老社会资本衰萎的对策建议。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水平的金融知识以及不同的金融知识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除创业决策之外,金融知识还能显著改善家庭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包括创业规模、创业绩效、创新活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拓宽信贷渠道、增加财富积累、扩大“人情”消费支出、提高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家庭、中年户主家庭、男性户主家庭、低学历户主家庭创业活动的正面影响相对更大。     

我国家庭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7-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考察我国家庭信贷的规模及其结构和经济增长上的变动情况,实证分析家庭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信贷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进而以农村家庭信贷为考察对象,提出推进农村家庭信贷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家庭资产、保险制度与扶贫开发

本文采用基于资产的方法,运用随机动态规划技术,建立考虑风险和贫困陷阱的动态家庭资产模型,通过分析投保前后家庭行为决策变化,探讨其是否会选择加入保险计划,以及商业保险如何影响这些家庭的风险处置策略,进而研究保险在扶贫开发中的制度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保险是一种防止脆弱性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的有效制度安排;保险价格和政府补贴对脆弱性家庭的脱贫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以及推进可持续性的小额保险制度,可促使家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风险处置策略,帮助其实现脱贫致富.     

基于固定资产和教育程度的农户家庭健康分析

当前,农村家庭健康与医疗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考验,普遍的认识是提高农村健康水平依赖于发展经济和加大医疗卫生投资两个方面。根据理论和经验,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健康状况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使用方差分析方法,发现家庭固定资产和教育对家庭健康均产生影响,同时,二者不联合影响家庭健康状况。应通过改进经济增长模式、增加教育投资等方式促进农村家庭健康水平。     

家庭生产要素配置对西部地区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意愿直接决定着城镇化进程。采用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村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状况对其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进行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获取金融信贷的擅长经营农地的农户不愿意迁移入城,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上述农业经营优势,又具有非农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进城落户。农户是否愿意城市化,取决于哪一种选择更能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家庭收入,可以通过整合配置农村生产要素达到合理引导农户城镇化意愿的目标。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促进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拓展农村家庭资本来源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保障迁徙家庭权益,在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保障农业基础的稳定。     

城乡差异视角下养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CS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分析养老负担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养老负担降低了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养老负担对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地区有养老负担的家庭在食品和居住项目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没有养老负担的家庭,而农村地区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城镇有养老负担家庭在家庭设备、交通通信以及文教娱乐项目的消费上比农村家庭更富有弹性,城镇家庭的抗养老压力能力比农村家庭要强。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冲击效应

从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和汇率风险视角构建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测度指数更具时效性;建立时变参数模型,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冲击,结果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具有明显的负向冲击。为避免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加剧,应从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三个角度来控制银行风险的积累;特别是在制定实施刺激经济的措施时,要避免其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