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若干疑问探讨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在讨论二元经济的转型问题上具有显著代表性,其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也被众多学者视为研究二元经济转型时期是否到达的重要标准,但笔者以为这个模型还是存在若干疑问之处。本文从刘易斯拐点对农业的忽视、缺乏量化指标、隐含假定考虑不足以及工资水平标准、劳动力短缺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刘易斯拐点的几个疑问之处,并适当提出建议。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与蔡昉先生商榷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是理论界激烈争议的热门话题。以蔡防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于2003年左右进入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以樊纲和白南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尚未到达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工资状况和人口抚养比变化三个方面对蔡防先生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以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演变趋势为例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数量影响因素探究——基于中国市场刘易斯拐点理论

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指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基于中国市场刘易斯观点理论的基础,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处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之间。文章通过生产函数反演定量的方法,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因素,重新分析测定在2016~2020年期间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最后得出,在我国人力资本投入的初级阶段,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消退。     

“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

本文通过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根据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经济过程中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短缺点)已经出现。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一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严重。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带来新的挑战,需要有关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收入分配、 社会结构与刘易斯拐点验证

本文依据2007—2012年辽宁省大连市332万个样本的收入数据,借助Gini系数、W指数、ER指数和社会结构散点图等,从多个角度分别考察了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情况,得出了在2007—2012年中国还是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并影响了社会结构的结论.从论证过程还可推断出:社会结构变化在判断刘易斯拐点问题上比收入分配更加准确,劳动力短缺还是可以作为判断刘易斯拐点的直接依据的,刘易斯拐点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社会结构方面的有益作用应该受到充分肯定.     

浅析人口红利式微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刘易斯拐点显现期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生产要素正在发生变化.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妥善解决要素禀赋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从刘易斯拐点理论入手,通过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根据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和未来发展趋势,得以从谋求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中国发展的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从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是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的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更体现在国内各区域之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应警惕违背比较优势理论的赶超战略而成为第三个“梅佐乔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诸多问题,其进一步的发展应体现如下理念：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作为劳动者的意义更突出、全体城市实际居民均等获得公共服务比获得居住权更加重要。     

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３０余年,韩国将经过４０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９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分化。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集聚一定能带来经济效率吗：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

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是产业集聚“一枚硬币的两面”,集聚也会导致集聚效应由规模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变。本文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全国６０个工业城市数据,实证分析拥挤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证实了拐点的存在。通过运用门限模型发现２００３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拐点,进一步的面板回归表明２００３年及以前规模效应占主导,之后拥挤效应的约束性作用逐渐凸显,集聚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倒Ｕ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是我国已经进入拥挤时期,鼓励先发地区向欠发地区产业转移有着必要性;二是就城镇化建设而言,在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缺乏要素激励的转移可能只会产生拥挤效应而不是规模效应。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广西农业发展方式创新

近十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国已处于“刘易斯转折点区间”阶段。在农业技术效率没有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降低,粮食供给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对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广西农业生产的实例说明,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同时要稳定农业总产出和农产品价格,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创新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现代农业。     

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外学者关于二元经济理论的研究综述

由古典经济学家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经新古典经济学家修正后得以完善。二元经济理论表明,农业和工业部门在生产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经济状态的差异。新世纪以来,众多学者采用新兴研究方法对二元经济理论予以拓展,并以此为依托深入研究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就业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就业的现状,研究加入服务业后的三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二元经济理论未来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