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与利益：测算与比较

文章运用环境MRIO模型测算和比较了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和增加值贸易余额,全面揭示了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与碳排放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历年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都为顺差,且呈同步递增趋势,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移入国的同时也是净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其次,中国对2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呈现双顺差,其中对台湾地区和印尼呈现双逆差,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净流入（或流出）与贸易净利益（或损失）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逆差,使中国获得贸易利益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收益;对德国等6国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使中国获得贸易损失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损失。最后,中国各国（或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折算金额后占增加值贸易余额的比重差异较大,总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具有更高的碳排放效率。     

湖南省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许多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但有关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文章依据IPCC2006碳排放测算模型、投入产出法对湖南省贸易隐含碳进行了实证评估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湖南省2007-2017年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41.63亿吨上升到2017年的95.00亿吨;分部门看,2012年和2017年,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稳定在前列,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较多的有金属矿、煤炭采选产品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2)影响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因素依据影响力大小依次为直接碳排放系数因素、出口（进口）向量因素和中间投入系数因素。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97-2011年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进行研究,分别测算了广东省整体和部门层面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差额1997年为0.20亿吨、2011年为0.36亿吨,说明广东省处于隐含碳的净出口状态;另外,隐含碳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服务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部门。广东省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碳产品的出口,扩大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考虑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后,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门分解的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生产隐含碳比消费隐含碳高4.53%,净出口隐含碳达2.98亿吨。我国的CO2排放贸易条件是0.93,这说明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的节能减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隐含碳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是"纺织业",逆差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再出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说明这些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失衡度分析

文章应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一个测算中澳两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分别运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两国贸易商品的碳排放系数,并采用两国近1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对中国"碳排放"的净影响。研究发现,以2007年为分界点,中国在中澳贸易中由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转变为隐含碳净进口国;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中澳贸易向其转移了碳排放,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文章最后分析了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从行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本研究的政策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碳排放峰值承诺的贸易开放政策——中国贸易开放环境效应与碳泄露存在性实证检验

中国承诺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碳排放增长“天花板”的量化确定与必然的产业调整强化了中国贸易排放效应和碳泄露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推导开放经济体SRIO模型,测算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来计算中国工业行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并作图对比高低碳行业贸易开放与碳排放的关系;然后基于2000-2011年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回归分析不同行业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与碳泄露问题,并加入职工人数、研发强度、经济活动强度等控制变量验证结论的可靠性.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整体和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但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未出现倒“U”型的EKC;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对外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而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贸易开放则加剧了环境污染,从工业行业整体看,外贸开放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同时弹性值差异说明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对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制约了工业行业整体的环境改善效果.本文引入贸易开放与工业增加值交叉项检验工业行业碳泄露问题,发现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和工业行业整体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碳泄露现象,但是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的碳泄露问题回归结果不能得到确认;通过构建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可能存在“污染天堂”效应.我国需要充分发挥贸易开放与环境效应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注重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环境规制;改善人力资本占比结构,实现减排路径从产业结构优化延伸至技术创新,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获取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所需的碳排放空间.     

中日贸易隐含碳的非对等性研究——基于全行业视角

首先运用中日投入产出表及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4年中日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一直是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平均排放量是从日本进口的4.88倍;虽然中国行业部门的碳强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但总体碳强度依然较高,约为1.32千克/美元,是日本的3倍.其次,采用LMDI分解法对上述结果进行解析,结果表明,正向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负向技术效应则有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减少,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对10个服务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中国服务行业在对日本出口中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从服务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结构来看,相较于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仍然较高.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环境投入产出研究方法测算我国出口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和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利用SDA与LMDI分解法相结合的方法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解为四个影响因素,分别分析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出要优化出口贸易产业结构,避免出口资源类产品,限制高能耗产品出口,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建立合理的碳排放机制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在中国碳排放总额中占比很高,且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出口总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直接排放系数降低和中间生产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出口结构改善对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某些年份和个别出口贸易伙伴中,由于结构恶化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我国在采取措施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亟需进一步加大出口商品升级换代的力度。     

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与发展结构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也在不断的增长,本文旨是先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和隐含碳的基本概况,接着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方法,最后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发展结构。     

公平视角下的中日两国碳排放责任研究

文章核算了1995-2011年中日两国生产者原则、消费者原则、共同分担原则下的碳排放总量及行业碳排放量,并运用基尼系数的相对剥夺对三种原则下的公平性进行分析,得出共同分担原则的碳排放公平性最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共同分担原则的细分模型,比较了生产碳、国内消费碳及国外消费碳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原则分担的碳排放量,中国均高于日本。消费者原则下的日本对中国的相对剥夺系数最小,碳排放责任最大;生产者原则下的中国对日本的相对剥夺系数最小,碳排放责任最大。共同分担原则下,中国排放的CO2是日本的3.29倍。其中,两国中间投入及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碳大于国内消费碳大于对方国分担的碳;中国的生产碳及消费碳大于日本的生产碳及消费碳;中国为日本分担的碳小于日本为中国分担的碳。把责任分配到行业,对方分担本国的碳排放责任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业、主要金属及压延业,化工、塑料、橡胶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电气、光学设备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中欧贸易隐含碳及政策启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虽然欧盟一直是节能减排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如果欧盟各国通过减少国内生产,增加从中国的进口而实现其减排目标,则其承诺将是毫无意义的。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欧贸易隐含碳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0年,中国对欧盟净出口隐含碳占到中国总排放量的3.07%～8.41%;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都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但是它们却不足以抵消规模效应所导致的碳排放增加。因此,欧盟应对中国的部分碳排放负责,中国则需加大低碳技术的应用,改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     

中国工业出口产品二氧化碳国内净排放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但出口产品的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却有所增加.从减排意义上来说,应该大力扶持国内排放强度较低的出口行业.从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业分析角度出发,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面合作推进较慢的情况下寻找重点行业作为突破口,可以与发达国家建立行业补偿机制、推进高碳密集型产品外包、发展高科技产品并向低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型等.     

中国主要双边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测算——基于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贸易隐含碳排放对于一个国家实际排放量的估算非常关键.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中的隐含二氧化碳排放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其价值很大,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严重高估.本文使用最新的2007年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因贸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4亿吨,远远低于目前的估计.2007年我国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了4亿吨,为56.28亿吨,按照百分比看,贸易转移碳排放只占生产侧排放的6.6％.因此,中国隐含碳排放量实际上远远没有那么大,不应再强调贸易转移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而应该立足于我国自身的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碳排放量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CO2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会增加本国的碳排放量,但此种正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明显高于西部,而在东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显著;与此同时,研发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能显著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量,而能源结构和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则会增加我国的碳排放量。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本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及其部门分布,采用LMDI 分解法将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3种因素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2001－2013年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年均增长8.98％,农业部门、食品加工业部门是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部门,规模效应是导致农产品出口的CO2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抑制农产品出口的CO2排放量增长贡献的最重要因素,而结构效应较微弱。     

基于知识交易视角的供应链伙伴关系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

以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为视角,构建了供应链伙伴关系、知识交易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其中供应链伙伴关系包括信任与关系承诺两个维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256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上述概念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企业间信任对关系承诺、知识交易与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承诺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知识交易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交易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外关于贸易碳排放责任划分问题的研究评述

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是为满足进口国消费而引起的。近年来,这部分碳排放的责任划分问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并先后提出了生产责任原则、消费责任原则及共担责任原则三种划分原则。文章对国外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对这三种原则依次进行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对比,分析不同原则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应对建议。     

基于产业链视角下的跨境电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产业链视角下,跨境电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阐述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检验、协整关系检验、ARCH模型及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跨境电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模型对跨境电商发展与我国进出口贸易、贸易周期波动性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吗——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内外环境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导致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本文基于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以及绿色驱动四大要素,构建工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体系,并运用1999-2012年2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变动较大,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转型升级效果最高的是高技术工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接着依次是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GVC嵌入程度的加深有利于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但推动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技术工业中较为显著;(2)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行业内竞争性的加强以及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然而目前金融业的发展非但没能有效推动工业发展,反而限制了工业转型升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