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过剩产能的路径:出口抑或对外直接投资

如何平稳化解企业过剩产能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能否实现良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难题,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两个重要路径.本文分析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比较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升对外出口水平仍是削减企业过剩产能的主要突破口,而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成为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路径.虽然出口增加对化解过剩产能存在一定的负向反馈效应,但这一负向作用并没有抵销出口对化解过剩产能的正向作用.尽管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比,更能够化解企业过剩产能,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时间短、总量小,尚未对消化过剩产能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在使用多个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测度方法等分析后仍然是稳健的.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过剩产能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合理消化过剩产能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参考和政策启示.     

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外关于利用国际市场化解过剩产能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对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制度和贸易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期为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推动企业走出去,扩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借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走出去"战略是政府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倍差法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后产能过剩指数出现显著下降,并且过剩行业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但产能过剩越严重的企业越缺乏意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检验OFDI的规模效应和滞后效应后发现,增加OFDI国家的数目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OFDI对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有长期影响。为了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政府应该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尤其要鼓励过剩行业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供给和需求双重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逐步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产能过剩问题也得到不断改善。本文在梳理我国产能过剩的内涵和成因基础上,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分析框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在供给侧方面,对外投资使得边际产业转移,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并且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产能的利用率来缓解产能过剩。在需求侧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出口效应和国际竞争效应,从而提高产品需求来缓解产能过剩。最后,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改善我国的产能过剩现象,仅供参考。     

属地经营、省际市场扩张与产能过剩治理

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2005、2012),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市场扩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结合地方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渠道考察了相关机理.研究发现:企业的属地经营加剧了产能过剩并使得中国的产能过剩具有省级市场的属地特征,企业在省际之间的市场扩张能够抑制产能过剩.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中国在省级市场内部存在诱导企业过度进入并加剧投资的影响渠道,这使得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省际市场扩张能够强化企业竞争并影响其产能决策,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因而能够在全国发挥抑制产能过剩的作用.据此,通过以省级政府为重点完善顶层设计、鼓励企业在全国开展跨区经营、将全国性销售指标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依据等措施,完善中国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我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逆差抵消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未来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减少的情况下,这将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因此,需要大力推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谋求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市场需求、政府补贴与钢铁企业产能过剩

周期性产能过剩与体制性产能过剩叠加形成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困扰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基于1999-2013年中国钢铁企业数据,本文检验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企业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我国钢铁行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具有非对称性,体制性产能过剩加速了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形成,市场需求和政府干预是形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外部需求增加在刺激企业扩张产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而政府补贴引致的产能增加加剧了企业产能过剩;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特征表现不明显,市场需求只有与政府补贴因素共同作用才会对非国有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生显著影响。     

中小企业“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小企业以海外专业市场为中心进行的,这种模式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和成本,其发展机理是首先在海外设立专业市场,然后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开展投资,最终在投资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并促进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同样要注意投资区位选择和投资产业选择,要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控制好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并注意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     

Irelan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Japa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Ireland's record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DI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as spurred the growth of the Celtic Tiger. An adaptation of Porter's Diamond is offered to explain the determinants of Ireland'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ttracting FDI. The overall trends in FDI inflows to Ireland are considered. The study then focuses on Japanese FDI into Europe and Ireland in particular.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FDI flows into Ireland is analysed in the context of Ireland's determinants of FDI competitive advantage. Future considerations around Ireland's model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re addressed.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Huang和Luk构建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采用2003～2018年中国与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2)金融危机前,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危机后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相比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在发达国家的OFDI促进作用更大,且OFDI在发达国家更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更关注能源禀赋和制度稳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为探索中国OFDI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启示中国政府应尽可能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防止因规避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盲目对外投资,同时还需对不同地区的OFDI进行差异化引导,提升中国OFDI的质量.     

Emerging Profiles of Polish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identify the emerging profiles of Polan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at the macro- and micro-levels and propose relevant policy measures. They also set u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identified trends and patterns. Both types of analysis—macro and micro—point to a regional focus of Poland's OFDI on Europe and to a sectoral concentration on services, followed by manufactur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analysis reveals a dominant role of a few largest Polish multinationals in the country's OFDI.     

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背景,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工资薪酬、固定用工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保护程度三个机制来提升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绩效。     

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合同与技能工资差距

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最新的微观个体数据相匹配,并利用差异检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劳动合同的新视角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高、低技能组的组间工资差距和组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临时合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且提升作用大于固定合同工人;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高、低技能组间工资差距的同时也缩小了组内工资差距,即具有组间扩大,组内收敛的极化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低技能组组内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低技能组中低收入群体的临时合同工人工资水平实现的.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估对外直接投资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来自转型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对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uspicious about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abroad, commonly citing potential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as the main sources of anxieties. As a result, policy measures in some developed market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create additional regulation and oversight, specifically in highly regulated and strategic industries, such as the oil sector. This article refutes a number of popular myths about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e global oil industry, and suggests a more rigorous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lating to their integration in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市场结构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结构的变动 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流入,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输入和市场供求关系的显著改变.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生活的影响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经济生活中制度安排的影响.资本的跨国流动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基础的,伴随着跨国投资的是市场机制跨越国界对生产资源的配置进行调节.具体地讲,放到市场经济的背景中来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加速东道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加快东道国市场结构的演变速度,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则是与市场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