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6—2015年包含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在内的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实证研究发现,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其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四川省18个城市分为双高型城市、单高型城市和双低型城市三类。实证结果表明: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指标因素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技术水平对双高型城市、双低型城市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正向显著作用;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负向显著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效应;外商投资仅仅会对双高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不同行业组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6年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将工业行业分为资本、劳动、能源和技术密集型四类,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研究发现: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组呈现不同特点,在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呈"正U型"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呈"倒U型"关系,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使得FDI改变了其对环境质量影响路径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并总体上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导致资本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改善作用转化为恶化作用,促使能源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化为改善作用,弱化了劳动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削弱了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因此,应根据行业特点设置环境规制强度,促进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08年间在无环境规制、弱环境规制、中环境规制以及强环境规制四种情形下的环境技术效率以及环境规制成本。其次,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各地区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最后,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考虑环境规制后,全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环境规制是有成本的,而且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成本越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经验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会产生何种影响?对此,理论界存在着不同观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对环境规制和FDI及其他相关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FDI的反向作用是不显著的,二者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GDP对FDI的影响却较为显著。据此,提出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发展环保经济,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解决生产行为外部性的一种措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指标。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势必对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可以解释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基于政府廉洁度的视角

本文从政府廉洁度的视角出发,在考虑FDI影响环境标准的制定——即环境规制是内生的前提下,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工业FDI、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如下:(1)我国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确实对FDI有显著的吸引作用,前人的研究低估了这一影响;(2)FDI对环境标准的影响与当地政府的廉洁程度有关,在我国目前状况下,FDI对当地的环境标准有负面影响;(3)总体来说,外资确实增加了当地的污染排放量,而对污染排放密度的影响未得到定论.     

双重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于FDI的影响效应。全国样本数据检验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垂直型FDI呈现负效应,对于水平型FDI影响不显著。门槛效应方面,只有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垂直型FDI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说明正式环境规制与垂直型FDI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于垂直型FDI的抑制作用上升。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地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比较传统的市场规模、劳动力、土地成本等一般影响因素,我国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差异也可能会对FDI的流入量产生影响.区别于已有以FDI总量为研究对象,本文基于我国22个省份2004 ～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不同响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差异对日本和新加坡的FDI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其他国家而言,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发现,香港和韩国更看重中国大陆的市场和资本聚集度,而欧美发达国家偏好那些技术缺口较小、劳动力质量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成为主要关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