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国家风险对中国在RCEP成员国OFDI的影响机理研究

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影响外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中国在其他RCEP成员国投资现状进行梳理,从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等角度探讨其他RCEP成员国及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机理。政治风险主要通过抑制效应、成本效应和规制效应对OFDI产生影响;经济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水平对OFDI产生影响;金融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债务危机及融资环境对OFDI产生影响;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是通过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冲突与社会安全对OFDI产生影响。本文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     

跨国并购动机对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盛行与中国企业并购绩效低下的背景下，区位选择作为企业跨国并购战略的重要构成，探讨影响并购区位选择的因素，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本文从并购动机出发，分析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战略资产三种并购动机的特征，将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细分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丰裕度、战略资产可用性三个指标，并据以研究跨境并购动机对选址的影响。得出结论：寻求资源型并购动机的区位选择，倾向于所需自然资源丰裕度高的国家；寻求市场型并购动机的区位选择，倾向于政治稳定、市场规模大的发展中国家；并购动机为寻求战略资产的区位选择，倾向于技术发达且愿意与中国分享技术的国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和金融发展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寻求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不明显,中国在制度寻求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安排。以上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市场寻求抑或资源寻求?——来自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

本文改变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分析思路,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分析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且相对于发达东道国家而言,发展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此外,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也是促进中国OF-DI流入的积极因素。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视角,采用54国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对样本国聚类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东道国治理基础和双边贸易量后,对我国直接投资而言,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同时,发达国家的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吸引力,而在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市场因素的作用也不明显。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方”效应——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三国模型,文章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依赖的空间网络化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逐渐从贸易引致型OFDI转型为出口平台型OFDI进入海外市场,即企业OFDI会考虑到某个区位是否受到第三方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目前已拥有水平型OFDI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OFDI空间网络化效应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贸易引致型OFDI时,更倾向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     

民营企业OFDI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从投资规模、投资行业、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四个方面,阐述了民营企业的OFDI现状,然后分析了影响民营企业OFDI的因素,即母国制度、东道国政治风险、东道国经济风险、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最后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因何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二值选择模型实证研究

在当前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探讨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利用温州民营企业微观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构建二值选择模型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因市场开拓与生产转移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更为细致地,民营企业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具有市场开拓动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具有市场开拓与生产转移动机;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兼具市场开拓和生产转移动机,而销售服务业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具备市场开拓动机。此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资源获取动机。     

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数据,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对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和投资失败概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集约边际的增长,同时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失败的概率;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削减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而对民营企业集约边际和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概率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表明,相较于对主要外国人员和其他经营方面的限制而言,东道国在外国股权和对外资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方面的限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和成败的影响更明显。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