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专利申请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负二项模型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背景下,专利"走出去"对我国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外专利申请数据,利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海外专利申请的影响因素,探讨了中国海外专利申请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表明:中国总体研发支出规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海外专利申请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其为中国专利国...     

战略性资产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对美国OFDI模式选择——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战略性资产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战略性资产对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中国—美国视角给出经验证据。结果表明,战略性资产对中国在美国OFDI选择并购模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国跨国公司选择以并购还是新建投资进入美国时,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和动机存在差异,战略性资产仅对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战略性资产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影响差异明显。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现状,然后通过文献综述法分析总结出可能影响印度对华反倾销的7个经济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与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数的统计不显著,这有别于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而卢比对人民币汇率、印度关税和中国外贸依存度是潜在影响印度对华反倾销的驱动因素.最后,提出了不断降低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几点建议.     

反倾销的跨国实证分析——基于宏观经济因素对反倾销立案影响的理解

本文基于15个国家1995－2004年反倾销的统计数据,通过模型分析以及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对反倾销立案存在显著影响。文章依据GDP增长率、失业率、汇率及经常项目差额等相关数据,指出这些变量与反倾销立案数量显著相关,强调失业率的影响比GDP增长率更加显著。在发展中国家中,汇率对反倾销立案数量影响的显著性较低,而经常项目差额对反倾销立案数量影响的显著性较高。本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制定反倾销政策提供了相关参考价值。     

我国对外反倾销威慑力能否有效抑制国际对华反倾销?

本文利用1981—2007年的国际对华反倾销数据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威慑和报复能力对国际对华反倾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此外还发现,宏观经济不是影响国际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外国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国际对华反倾销的增加;反倾销案件是国外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对其实行贸易保护的结果。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应维持汇率稳定,完善行业协会,降低对某些国家过高的出口集中度和适度对外反倾销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反倾销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99-2009年中国对外反倾销申诉数据,本文运用Logit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实证测量了行业企业单位数、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总资产贡献率、资本密集度、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竞争力指数、进口渗透率,对中国对外反倾销行为在发起阶段的影响程度,提出行业企业单位数、总资产密集度和进口渗透率是发起反倾销申诉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口渗透率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是影响申诉频率的主要因素。     

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倾销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贸易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被反倾销国家角度看,中国遭受反倾销起诉的数量受到出口量、汇率变动、被反倾销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GDP增长速度三个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1995年-2011年间对华发起反倾销数最多的1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以及中国加入WTO这一制度因素对中国遭受反倾销起诉数量的影响。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入手,结合欧盟对我国的反倾销的历史和现状,详细分析了欧盟对我国频繁反倾销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欧盟反倾销的措施。     

第三方反倾销初探——基于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的分析

第三方反倾销是指一企业或公司在国外向第三方倾销者提起反倾销或一国愿意在本国领域内代表第三国企业向别国企业提起反倾销。文章从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入手,分析了第三方反倾销的法律依据、存在原因及局限性,并构建模型对第三方反倾销进行了深入分析。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效应再评估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匹配,使用多期DID模型考察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总体上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其抑制效应存在1年左右的滞后期,同时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反倾销初裁定阶段和终裁定阶段,且终裁定阶段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初裁定阶段。拓展性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对涉案多产品企业、涉案金额在中位数以上企业及统一反倾销关税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通过内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融资约束的中介渠道抑制了我国企业创新。     

美国对华反倾销动态博弈研究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采取的合法措施,而时至今日,它却更多地成为一种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强有力武器。在我国对美出口产品受到大量的反倾销指控的同时,多数国内被诉企业却不积极应诉,最终多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从而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试从动态博弈的角度剖析其间的深层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件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在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件中面临的困难,从质疑申诉方申诉资格,否决进口国产业受损及证明我国没有倾销或倾销幅度很小等三个方面预测了我国彩电企业胜诉的把握,认为我国企业要取得胜诉,应该加强团结,积极应诉;作好充分准备,应对反倾销调查;加强市场取向改革,获得WTO成员认可的经济地位,提高中高端产品出口比例;加强企业自我约束,避免盲目竞争;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等.     

美国对华纺织品反倾销的经济学解读

本文使用经济学中倾销、反倾销的经济模型分析了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采取反倾销措施对于美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并对以反倾销税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反倾销模型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美国纺织品反倾销税率的经济学最优解,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在应对美国对华纺织品反倾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论欧盟对华反倾销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经贸利益已成为构筑和影响中欧关系的关键因素,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欧盟率先对华采取反倾销措施以来,中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本文在分析了反倾销的原因、特点以后,分析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影响,最终对中国政府、企业提出了应对措施建议。     

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的影响研究

2012年9月,欧盟对进口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的最大出口地.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的裁决,关系到中国涉案企业以及光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本文应用事件研究法,利用沪深股市16家遭遇反倾销抽样调查的光伏上市公司日报酬率数据,实证检验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初裁与终裁事件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欧盟对华反倾销反补贴裁决结果的影响因素考察——基于Probit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欧盟加大了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力度,其中约67%最终采取了惩罚性措施。本文基于Probit模型分析了1989-2013年间欧盟对华143起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考察了影响裁决结果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因素,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施、欧委会倾向保护主义以及欧盟经济增长率较高都会降低欧盟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惩罚性措施的概率。特别是,欧委会贸易委员倾向于保护主义会增加立案调查数,但最终采取惩罚性措施的概率反而降低,而在欧盟经济增长率低于1.5%时全部采取了惩罚性措施。     

国外对华反倾销寒蝉效应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

基于1988-2008年国外对华反倾销面板数据案件数据,本文通过构造以中国主要出口伙伴为横截面单元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应用一阶差分GMM模型分析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对中国总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促使了中国出口在第二年增加,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导致中国总出口在当年及次年均下降,反倾销并未对中国整体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并没有生产寒蝉效应。     

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比较

近年来,反倾销常常被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滥用,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其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反倾销控诉的头号受害国,反倾销给我国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和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我国对外经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两大经济体。在分别对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加以分析后,针对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我国应从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进行防范。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动因——基于企业视角的经验研究

出口企业的特征会影响其遭遇反倾销诉讼吗？本文通过整理汇总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的数据,利用Logit和Probit模型,考察了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美国反倾销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其遭受反倾销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企业和多产品企业更有可能遭遇反倾销.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均会显著影响其遭遇反倾销的概率,不过,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规模与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概率之间并不表现为单调关系.具体来说,当企业规模较小时,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越容易遭受反倾销;而当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时,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其遭受反倾销的可能性也越高.此外,企业经营持续时间越长,其遭受反倾销的可能性越低,然而这一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缘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