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民营企业OFDI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从投资规模、投资行业、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四个方面,阐述了民营企业的OFDI现状,然后分析了影响民营企业OFDI的因素,即母国制度、东道国政治风险、东道国经济风险、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最后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都理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都理工大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着力打造校园文化标识,着力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注重构建校园文化建设平台和文化建设机制,动员全体师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通过建设,校园文化的软硬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师生同台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为学校的发展、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动力。     

品牌内涵的发展与品牌创建者的变化

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品牌内涵在向前发展,其创建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品牌内涵的发展与品牌创建者的变化是相应的。品牌由推销型品牌向营销型品牌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品牌创建者的变化也经历了五个阶段。     

基于语料库的《长恨歌》英译本中程度副词的强化研究

本文基于茅盾文学奖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子库——《长恨歌》汉英平行语料库,考察《长恨歌》英译本中程度副词的强化趋势。文章分别从英译本和汉语原文出发,统计分析英译本中程度副词的应用和汉语原文中程度副词的英译,结果发现《长恨歌》英译本中的程度副词存在明显的强化趋势,具体原因主要有4点:(1)程度副词的特点;(2)英语表达习惯的要求;(3)译者对原文人物悲剧形象的突出;(4)对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关注。     

群体思维的危害及成因分析

群体思维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 ,危害是严重的。对于一个群体的高层决策或高层管理人员 ,必须创造出良好的、有益于正确决策的客观环境 ,使持不同意见的人受欢迎 ,使“逆耳的忠言”得到重视。这样 ,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群体的进步及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     

股票定价的奥尔森模型成立条件

根据奥尔森(Ohlson)1995年提出的RIV模型,对公司股票的估值只需预测其未来的盈利而不用考虑现金流和股息政策。通过研究不同的股息分配政策,利用会计理论模型,推导出该模型的成立条件。研究表明该模型在许多正常的经营情况下并不成立,股票定价模型不能回避未来现金流和股息的影响。     

Consumer Knowledge of Country of Origin of Fresh Food at Point of Purchase

ABSTRACT

Store-exit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examine knowledge of country of origin (COO) of fresh mea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relative knowledge of price. Shoppers were certain of COO for 38% of purchases and of price for 53% of purchases. Overall, knowledge of COO for fresh foods was greater than previously reported for durables and processed foods. However, extent of knowledge varied somewhat by food category, and more noticeably for specific food items within categories. This study has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provision and clarity of COO labeling of fresh foods, and associated potential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沥青蜡含量试验方法的研究

通过对蜡含量比对试验的数据分析,结合蜡含量日常试验中遇到的问题,浅析交通部行业规范《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中沥青蜡含量试验方法,对准确测定沥青蜡含量结果有着一定的意义。     

展会组织网络的治理分析

目前,在我国展会领域存在以政府为中心,和以展会与组办方为中心两种典型的组织网络。这两种组织网络在结构性嵌入、关系与知识治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后一种组织网络更符合网络治理的发展趋势,并在关系与知识治理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前者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相对应,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逻辑,转变自身也应符合这一历史逻辑逐步进行。     

Measures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G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nifests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Means of Transport

The Measures adopted at the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n 10 March 2008,promulgated in the form of Decree No.172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28 March 2008,and effective as of 1 January 2009.     

供应链管理──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

供应链管理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逐渐受到重视的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与模式.所谓供应链,就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根据整个供应链的主导企业不同,将供应链分成4种形式:即厂商与零售企业合作经营型;信息武装的批发业主导型;厂商与批发业合作经营型;大型零售业主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