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柬埔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领域开发、改善投资贸易环境,保持了经济等各领域的稳定与持续快速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柬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柬埔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的投资地,不过在柬投资仍有不少问题需面对。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现状和问题,并找出相应对策。柬埔寨地处东南亚交通枢纽位置,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柬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企业对柬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基于灰色关联法的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与优化,企业兼并重组日趋活跃,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也不断加快,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那么,中国企业该如何叩开美国市场,实现全球化发展,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首先就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从东道国角度对影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加以确定,研究发现:东道国贸易条件、行业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市场发展程度以及企业运营等因素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关联度最高,是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增进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以促进中美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协议、制度环境与外商土地投资

本文利用国际非盈利组织GRAIN的土地投资数据,分析了外商投资土地行为成败的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土地投资交易的成功率,两国政府间的土地投资协议有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开展土地投资,并且在制度环境质量好的东道国表现更为显著。"中国因素"不利于我国投资者进行海外土地投资,并且"中国因素"与土地面积耦合在一起影响土地投资成功率,土地面积越大,投资越难成功。此外,东道国人均GDP、外资开放度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殖民关系、行政距离、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成功率显著负相关。投资土地的面积与成功率呈现"U"型曲线,海外收购经验有利于投资成功,但投资多元化、土地用途、进入模式和未来投资计划对外商直接土地投资成功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制度环境选择投资区位、建立与东道国双边联系机制、重视媒体作用、加强文化传播、广泛吸取海外投资经验、合理规划土地投资面积有利于我国海外土地投资。     

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再次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但是首先面临的就是区位选择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本,因此,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文章采用2007—2013年中9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东道国研发费用、科研成果和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目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量大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