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对引进FDI质量的影响

我国利用FDI的成绩令人瞩目,但利用FDI的质量不高。本文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分析表明：在FDI质量信息对称条件下,优惠政策不会导致FDI质量下降;在东道国和跨国企业关于FDI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即东道国利用优惠政策引进FDI时无法识别不同质量的FDI,不同质量的FDI因为对优惠政策敏感度不同,无差别的优惠政策导致了FDI质量下降。     

过渡性资本外逃与我国FDI税收激励政策

我国内资为了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从中国流向国外再返回国内投资。这种过渡性资本外逃与我国实行的FDI税收激励政策有着重要关系,我国在对税收政策上对外资实行的“超国民待遇”是促使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     

地区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放松Barros和Cabral的假定,在跨国公司的决策集为{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的情况下,建立动态的博弈模型对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通过优惠政策竞争FDI的福利效应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就一国整体福利而言,地区间吸引FDI的恶性竞争使引进FDI的成本过大,将导致福利损失。针对我国FDI的流向、中西部和东部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提出逐步取消东部地区外资的优惠政策,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外资优惠政策将是我国整体福利的改进。     

FDI对税收优惠的敏感分析

本文把税收敏感度分析引入到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实证性分析,评估FDI对东道国政府课征税收或各项税收的变动所引起的敏感程度,反映FDI因税收优惠政策变化而引起的各种经济现象,从而有效的分析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吸引FDI现实作用,可以使我国在制定新的税收政策调整过程中,更加具有针对性.     

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影响及对策

1988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达到1500余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主要有三个途径：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我国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的特点,跨国洗钱是我国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资本外逃对我国的对外经济、对内经济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抑制我国的资本外逃应该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抑制资本外逃的发生．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的通道。     

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测量方法综述

介绍了资本外逃的有关理论,测算了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指出:我国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规模巨大的资本外逃严重影响我国的资本积累、财政税收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稳定,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我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方法综述

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对资本外逃的研究历史,详细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的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并对两种方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进而说明了对两种测算方法的调整.尽管各种方法估测出的结果有所差异,但不可否认我国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必须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浅析我国的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即国内资本的非法外流,近年来我国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已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原因及外逃途径的分析,提出防范我国资本外逃的应对措施。     

资本外逃及其测算方法研究

本文利用资本外逃的几种测算方法,就中国1982年到2000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测算,并据此比较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     

西部地区运用财税政策吸引FDI效果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央陆续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总量和质量现状来看，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章对西部地区财税政策吸引FDI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外商投资者对于具体的财税政策的敏感程度，并提出了吸引FDI的相应对策。     

中国的资本外逃、外国直接投资与政策优惠

根据定量分析,我国的资本外逃是未来一到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推断,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50%以上是国内资本的转化形式.国内资本过渡到国外后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身份回到中国,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给予了过多的优惠.中国要控制资本外逃,应该在国内市场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市场主体,消除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引资激励政策对我国地区间FDI引进影响的博弈分析

以激励政策为特征的吸引外资政策,使中国成为吸收FD I的最大国家之一,但是区域间发展却极度不平衡。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外资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原因,指出东部和中西部在引资政策上应该有所区别,并强调在政府引导下加强区域间合作。     

服务业FDI影响因素与中国引资环境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指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外资利用状况和房地产业吸引力是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引资环境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比例较低与我国人力资本状况、服务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制造业利用外资现状密不可分。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研究:1979—2004

本文以我国正式颁布的五次外资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投资目录进行产业归类,并对各种政策类别赋予权重,以此测量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在这基础上,再揭示外资产业政策的变化规律和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手段上,我国主要通过审批程序来引导外资产业流向;在开放趋势上,我国对外资产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在开放导向上,五次外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一致性;在政策变化上,三次产业均有律可循。     

中美创业投资发展的比较与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创业投资最发达的国家,而我国的创业投资与美国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创业资本来源渠道单一、规模小;创业投资的组织形式不能很好地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少等。对比中美创业投资的发展,可以对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有所启示。     

东部沿海地区利用FDI能力比较研究

由于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制造成本”以及入世后服务业领域的相继开放政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国,但各地区在利用外资能力上表现很不平衡。如何评价各地区利用外资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认为一个地区利用外资能力由其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两个层面决定。基于此,我们提出一套评估地区利用外资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对东部沿海地区8个省市利用FDI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政策含义在于提升利用外资能力应当从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两个方面进行。     

从外贸收支的影响因素看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基于协整检验与冲击分解的实证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冲击分解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外贸收支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外贸收支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国外实际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才是决定外贸收支的主要因素。因此,人民币缓慢升值不仅难以解决目前我国外贸收支的顺差问题,而且其引起的预期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所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转向调控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结构上来。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之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在中国人民银行间接调控货币政策的新时期,在中国资本市场规范成长的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利率渠道、通货膨胀率渠道和货币供应量渠道有效地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     

我国外资优惠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开始适用,我国吸引外资的重心和政策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所有制度的革新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不断反省和认识的过程。正处于变化中的外资优惠制度也不例外。本文从我国的外资待遇现状入手,分析现有外资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惠制度和先进经验,对现有外资优惠制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企业所得税并轨之路不要越走越长

论文分析了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统一趋势,指出所得税并轨将有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并且所得税并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尽快推出“两法合并”改革,缩短并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