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危机的隐显及其社会根源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道德危机的隐显和形成之中,道德危机的实质是"道德权威性的危机"与"道德信念的危机".道德危机的根源包括历史的原因、体制的原因、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完善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等.消除道德危机则需要整个社会和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不懈努力.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研究

没有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就不会有文明的政治。加强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权力制约监督研究是人类对政治权力认识理性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实现意义深远而重大。合理的权力制约是公共权力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政治文明和社会转型为权力运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现行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中存在权力配置不合理、权责界限不清,监督主体多元化且权威性不强、监督信息不对称,程序性制约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应优化权力配置,公开权力运行,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健全民主决策监督系统,坚持“以法治权”,强化道德约束机制来加强对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构建,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有序发展。     

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本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单位为背景,通过对劳动模范作为道德权威的建构过程和作为道德典范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其周围环境的示范作用进行策略层面的分析,试图对以劳动模范制度为代表的典型式道德教育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本文着重分析了劳动模范在道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所处的尴尬地位,特别是当政治权力渗入基层单位后劳动模范制度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紧张状况下的运作现实。     

浅谈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指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中转移的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趋势.权力社会化既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但是,在当代,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化却面临着很多制约和障碍,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领导者应正确处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引起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也使道德观念建设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任务。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公仆 ,又是群众的带头人 ,在行使各种权力时应模范遵守社会道德 ,正确处理好权力与道德的关系 ,在权力道德建设中 ,应自觉遵守爱民、服务、公正、廉洁、守法五项职务公德。     

正义和社会之善

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而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本文讨论了三个与“正义”有关的社会方面:法制秩序、社会契约和实在政治群体。     

道德建设——反腐败的一道深层次防线

道德建设和思想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道德建设作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一个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并明确了道德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基本任务,这不仅对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于反腐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道德建设与反腐败,有着内在的联系。何谓腐败,当前对其较为一致的界定是: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异化。就是掌握公共权力者不规范地运用公共权力,丢弃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而把权力用来为少数人谋利益,即把公共权力变成“私化”之权力,绝对为私的权力。因此,国内不少学者认为,腐败是使用权力的副产品,当公共权力不是朝着有利于公     

效率、公平、社会稳定与住房问题——基于世代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土地和住房是劳动者历史共同体的公共物品。社会是否能够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解决住房问题,其本质是社会是否能够解决劳动者现实具体利益与历史一般利益的矛盾,即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的矛盾。公共权力通过经济制度对租金的抽取和使用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同制度模式具有等价性。在社会稳定的约束条件下,公共权力对租金的抽取和使用并不必然保证住房问题的解决符合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为此社会还需要具备公共权力良好的政治性质、法律约束力以及劳动者对国家理性道德自觉的条件。     

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周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     

生态德育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生态德育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教育理念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不断被推崇.笔者认为,将生态德育纳入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扩充,更是基于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价值取向和道德关怀上的全面突破.如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纳入生态德育这一问题在逻辑上预设了生态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大学生思想发展的价值共通性;同时如何加强生态德育在现实性上还需解决将大学生对于生态道德内化作为理念支撑的问题;生态德育的有效实施也在于现实环境作为文化背景的认知资源.生态德育只有从逻辑性和现实性回答上述问题,才能真正破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生态德育的障碍.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浅析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

在社会文化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之间正确的关系也变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蕴,道德是政治的道德。两者是相对独立却又密不可分的。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研究

阶级政治、权力政治、经济政治、民生政治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过程和内容.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一个的主要启示是坚持和发展基本共识,基本共识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继续前进的基石.     

论科技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关系

大科学时代,科技权力与政治权力日益成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深刻和显著的两大权力系统。一方面,科技权力不仅作为生产力的手段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推动着政治权力的变革和完善。另一方面,政治权力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等手段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科技权力的发展速度,规定和引导着科技权力的发展方向。认清科技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二元互动关系,无论对于我国科技权力的发展还是政治权力的进步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安石抑兼并思想之我见

抑兼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都具有打击兼并的明显意图.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最终被废除,与其抑兼并思想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密切相关.从传统政治伦理出发,凭借一己的道德勇气和行政权力,王安石希望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结果事与愿违.这表明:国家干预可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失衡和财政需求,但由于这种干预阻碍了民间经济的自然生存和发展,要真正达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论孔德的道德—政治理论

孔德的道德—政治理论把道德理论作为政治理论的基础,考察了道德的发展阶段,论述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他的道德—政治理论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在客观上阻碍了无产阶级运动。     

政治过程与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它体现了利益权威分配的政治过程。作为反映预算改革进程的一面镜子,《预算法》修订浸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决策选择。从预算改革的政治学角度看,《预算法》修订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预算是"国家的钱袋子",而掌控这个钱袋子的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预算法》修订与政治过程紧密相连。作为分配利益的工具,预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修改和完善《预算法》,但是政治改革是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在注重政治过程预算权力配置改革的同时,推进技术性项目改革是《预算法》完善的必由之路。     

试析政治权力结构与政治关系的属性

政治权力的结构决定其政治关系的属性和性质。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关系又有着不同的特征。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权力结构总的概括起来有三种形式：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司法权的专制权力结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互相制衡,并行不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集中制。     

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论企业管理中的权力制衡

权力制衡,来自于政治管理范畴,主要是指在公共政治权力内部或者外部,存在着与权力主体相抗衡的力量,这些力量表现为一定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机构和组织等等,他们在权力主体行驶过程中,对权力施以监督和制约,确保权力在运行中的正常、廉洁、有序、高效等,并且使国家各部分权力在运行中保持总体平衡。这些制衡有利于保证社会公正合理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整体的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