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优化股权结构安排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多个大股东并存产生的经济后果备受学术界关注。采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股东信息和财务数据,研究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经过了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多个大股东会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杠杆和提升企业经营能力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多个大股东发挥积极治理作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优化股权结构、提升经营治理水平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负债

本文从权衡理论和非理性管理者出发,以企业过度负债而非企业实际负债率的角度,重新衡量企业资本结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负债,加重企业债务负担.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和资本市场环境较好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加重企业负债的程度;同时在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容易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形成共谋,恶化企业过度负债程度,而外资大股东则能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约束管理者的激进行为.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本结构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对于推进"去杠杆"和实现经济软着陆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科技能够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吗?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度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助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事前的信息甄别能力和加强事后的债权人监督功能,继而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抑制过度负债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本文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金融科技影响效应和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机制的文献,而且在实践上为利用金融技术进步推动微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依据。     

大股东控股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分析——基于人力资源成本视角

大股东控股现象对资本市场和经济运营有着重要影响,大股东控股如何影响经济市场运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以中国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人力资源成本视角,考察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控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上市公司大股东控股水平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第二,在大股东控股过程中,人力资源成本可作为中介变量,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说明大股东在企业发展治理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利益协调效应”;第三,大股东控股比例增加,在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外部经济风险。研究基于人力资源成本视角,在大股东控股对于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方面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鼓励大股东控股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为防范经济市场不确定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     

混改中的企业战略变革:来自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文从战略变革视角,研究了国有企业引入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其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会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三条渠道来促进战略变革。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竞争类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引入多个大股东对其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更强,但这一效应在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此外,多个大股东所产生的战略变革效应能显著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改”所形成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产生了“鲶鱼效应”,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并推动了战略变革,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受到大股东控制的影响,股权结构会对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8~2012年沪深两市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公益性捐赠支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提升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抑制大股东控制对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考虑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后的结果显示:大股东控制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和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提升效应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并且股权制衡对大股东控制降低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的互动关系:税收因素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本文从税收因素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负债融资会通过对有效税率的负向影响正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由于投资支出会增加企业的折旧税盾,因而会通过其"替代效应"降低负债税盾的价值,进而抑制负债融资的水平;此外,投资支出也会增加经营收入水平、提升企业的有效税率,从而促进负债税盾价值的增加,产生负债税盾的"收入效应",然而这种"收入效应"只会对非财务约束企业的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对财务约束型企业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明显。     

负债融资发挥治理作用的约束条件

负债融资是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司治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负债水平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价值均会产生影响，而负债率的高低不是影响经营业绩的关键，关键在于未能有效地保障负债融资治理功能的发挥。重视负债的治理功能，就必须关注债权人的利益，就必须保障负债监督约束、破产约束作用的有效发挥，才是解决企业负债融资问题的突破口和根源所在。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与非效率投资研究:一个理论综述

文章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及其治理的理论进行了综述。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形成机理,股权结构、利益侵占形成的非效率投资及其治理机制三个维度梳理了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攫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往往会造成非效率投资。研究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大股东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攫取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负债、发挥次股东的作用、完善股权结构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法等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大股东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过度负债与企业价值创造

本文以2003-2015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并探索性研究过度负债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进行价值创造,但在过度负债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促进作用难以实现,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股权结构、董事会与关联担保

通过对上市公司关联担保与股权结构以及公司治理的研究发现,作为第一大股东私人收益一种方式的关联担保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向关系,且独立董事和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关联担保有监督和制衡作用,董事会的会议频率对关联担保不具有监督作用。可见,加强董事会的治理能使第一大股东的私人收益行为得以抑制。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