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县域结对帮扶政策衔接路径——以河南省潢川县为例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县域帮扶的价值互馈效应——基于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的研究

企业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企业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视为一种具有跨区域投资特征的企业对地区的帮扶协作行为,并提出价值互馈效应这一概念,将之阐释为企业在助力欠发达县脱贫振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补贴、业务拓展等价值回报且基于这种回报在该县进行扩大再帮扶。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沪深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的数据,进行县域帮扶价值互馈效应的实证检验,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产生了价值互馈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能够获得与帮扶相关的补贴或业务拓展等价值回报且基于回报在该县扩大再帮扶,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上述价值互馈效应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产业帮扶实现的;来自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公司,以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参与县域帮扶的价值互馈效应更显著。据此,上市公司应重视参与县域帮扶的经济价值及其可持续性;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应由被动受帮扶转向帮扶协作,改善营商环境,确保产业帮扶协作项目有效落地和持续运营。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的调查

现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盘审视,经过脱贫攻坚期的不懈努力,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筑了"四大坚实基础",即组织基础、防返贫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两大战略衔接还受到乡村振兴相关部门职责亟待明确和优化整合、扶贫资产资本管理低效、脱贫地区与非脱贫地区政策的非均衡凸显、农民的实际组织化程度低、基层人才队伍弱等五个方面问题的制约,亟需通过明确乡村振兴局职责、强化乡村振兴各相关部门职能协整、提升扶贫资产管理运营水平、缩小脱贫与非脱贫地区政策差异、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提升集体经济支撑等策略来推动两大战略的衔接进程.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论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中的问题及对策——以山西省某市A村为例

2021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2021年把实施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深化，全力以赴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文章以山西某市A村为例，探讨我国中西部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衔接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对策。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格局

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尺度单元,发展活力是透视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视角。文章融合国内外关于区域/社区发展活力指数的构建方法,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三产发展、财税收支、金融发展、公共服务等维度建立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2015年全国分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化格局特征、活力指数与反映贫困状况的多维发展指数的关系,建立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识别方法,识别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的问题区域。研究表明:(1)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地区相对较高;(2)贫困地区的活力明显低于非贫困地区,贫困县活力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42%、非贫困县的70.95%,活力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62(P0.01);(3)共识别出综合活力低值区(47个,2.52%)、农业活力低值区(291个,15.58%)、涉农复合低值区(411个,22.00%)、非农涉工低值区(151个,8.08%)、三产引发低值区(57个,3.05%)以及财税金融低值区(251个,13.44%)等六类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涉及1 208个县域单元,占研究区数量的64.29%。鉴于活力指数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差异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十分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特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县域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研究——基于江西省脱贫县(市)的数据北大核心

通过构建城镇化、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来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同度,探索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协同演化规律。基于江西省2011—2018年10个贫困县(市)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熵权法测算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进而利用耦合协同模型对两者的耦合协同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县(市)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平均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分别从2011年0.4293、0.3690上升到2018年的1.2408和1.1607;其耦合协同度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173)向2018年的高度协同(0.7541)过渡;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协同度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要进一步实现要素流动的双向流动,振兴乡村发展水平,真正达到城乡融合发展,从而有效促进贫困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产业帮扶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文章以山西省部分脱贫县为例,研究产业帮扶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辅助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目前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存在着市场风险、气候风险、技术风险等多种风险;市场是产业帮扶的外部环境和重要关口,政府作为帮扶责任主体要强化和坚持,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更多地利用市场调节;脱贫对象只有增强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才能彻底摆脱贫困;产业帮扶要重视发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和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文章进一步提出产业帮扶的对策建议,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机理与模式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需寻求系统性方案。文章从科学内涵出发，对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地域类型分异与村庄分类视角下的模式选择及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启示。结果表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质上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脱贫攻坚解决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域整体功能的全方位诊断与优化，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需要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上实现多维立体衔接，实现路径中政策供给是根本，要素供给是重点，动力供给是关键。不同类型地域与村庄需要选取差异化发展模式与路径。需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破解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协同，以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