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

在我国致力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12年出台《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趋于多元化经营以缓解融资限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缩减信贷融资规模和增加信贷融资成本两个渠道促进重污染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财务杠杆企业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来自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经验证据。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作为应对环境恶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措施之一，绿色信贷近年来发展迅速。理论方面，研究提出绿色信贷主要通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信号传递四种效应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实证方面，基于国内29个省域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并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整体上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相比中西部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绿色信贷对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绿色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六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对六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的绿色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从影响差异性来看,绿色信贷对国有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不同行业大类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无显著差异,对绿色产业企业绿色绩效存在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以推动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依据国家绿色信贷政策 搞好银行绿色信贷管理

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业联手抵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促进节能减排,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经济手段。文章根据自己多年在信贷工作中的经验,阐述了依据国家绿色信贷政策,搞好银行绿色信贷管理的工作思路。     

环境规制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的研究——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治理环境污染、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政府环境规制视角,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构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分别测算显性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环境规制强度,并依据2015年中国省域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作用。计量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地域差异明显;当前由于遵循"成本效应",显性环境规制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隐性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以科技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显性环境规制没有对科技发展水平形成倒逼机制,而隐性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对能源效率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认为:我国各地区应继续加强显性环境规制强度,促使其对科技发展水平产生倒逼作用;因地制宜构建绿色多样的环境规制体系;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山东省工业碳减排政策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有效的工业碳减排政策,对实现工业经济绿色增长至关重要。基于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经济普查数据,运用ESDA方法和STIRPAT框架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工业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山东省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效应,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中部和西南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且这种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以能源效率为代表的技术水平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主要的因子,FDI也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但影响相对较小,而研发强度并未对碳排放的降低起到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协同治理、提高能源效率、增大节能减排的研发力度、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等针对性的工业碳减排政策。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税收政策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设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在扩展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会抑制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但西部地区的"倒逼减排效应"尚不显著;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可从提高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和完善现行税收体系等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碳排放量。     

招行的绿色梦想

在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指导下，招商银行青岛分行不断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绿色低碳、节能减排、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高、符合国家政策规划、成长性较强的企业。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吗?——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的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模型验证了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与3种污染物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当市场一体化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后,市场一体化对污染排放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已进入市场一体化的减排阶段;市场一体化强化了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减排效应;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本地的污染排放。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推进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和地区协同减排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当市场一体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具有促进地区协同减排的作用,应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以充分利用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能源回弹效应及其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我国无论从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总量,还是从能耗强度和碳强度来看,节能减排工作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将能源效率政策视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政策工具,但与此相关的能源回弹效应却对能源效率政策提出了挑战。本文研究了能源回弹效应的内涵和分类,并对影响回弹效应大小的因素进行了探析,指出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影响直接回弹的重要因素,能源消费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和替代弹性是影响间接回弹的重要因素,微观层面效率改进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影响宏观回弹效应的重要原因。同时本文总结了国外和我国回弹效应的经验研究结果,虽然没有一致性结果,但是回弹效应在我国是显著存在的,而且在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部分省份可能存在逆反效应。最后本文就如何应对节能减排要求和如何减弱回弹效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我国绿色信贷的快速发展

自2007年首个绿色信贷政策颁发以来,绿色信贷逐渐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中主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及监管政策的着力点之一。然而,各银行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以及成就差异很大。当前我国绿色信贷发展中主要问题涉及法律监管及银行执行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括绿色信贷政策可操作性不强;监督激励机制不足;数据库未建立。第二个层面包括银行执行不力;信息来源有限;缺少个性绿色信贷产品;银行和企业信息披露口径和范围不明确。国外绿色信贷的成功案例较多,可结合其经验及我国现状,找到适合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道路。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增强政府有效引导;改进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完善行业外部约束体制;完善绿色信贷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