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

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本文运用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结果显示：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其次,多分支机构和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企业产品升级,而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企业功能升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研究目标：通过对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定,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其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3~2011年行业层面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研究发现：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在分行业视角下,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行业贸易规模扩大均对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创新：本文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和地位进行了全面实证分析。研究价值：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完善企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机制,着重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OEM企业突破俘获型网络的升级路径研究

OEM企业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GVC)由低端向高端升级时,会遭到跨国公司的封锁,形成俘获型网络。本文通过OEM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建立以GVC附加值分布、空间分离度和升级模式为维度的OEM企业升级路径模型,并提出6条主要升级路径。OEM企业只有积极与全球价值链中间企业进行互动,同时嵌入跨国公司主导和中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技术溢出和知识转移,才能最终实现价值链攀升。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世界经济战略走向

新冠疫情的出现冲击了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两个维度分析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未来走向,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和就业环境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矛盾升级、原有治理体系规则未与时俱进和激进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2)新冠疫情强化了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将是未来治理的重要趋势;(3)新冠疫情可能会使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而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高效率的抗疫举措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参与度。     

数字并购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分析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跨境数字并购显著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跨境数字并购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具有动态性,表现为第一年不显著,第二年和第三年具有积极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逆向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积极作用大于非逆向。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产率效应、竞争力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是跨境数字并购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基于此,应加大对数字并购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     

世界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世界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对2000—2007年世界直接投资区位状况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从影响世界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方面,对中国吸引外资流入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提出建议。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

研究目标：揭示2000年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位置、竞争力特征,以及与主要经济体在GVC中的双边联系特征。研究方法：采用新近发展的生产分解模型,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个视角全面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GVC中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已经具备“制造强国”的基本特征,接近GVC的中上游位置。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性,同时中国成长为全球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在GVC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研究创新：在一个统一的核算框架下,本文从多重视角首次对中国参与GVC的特征做出系统性的论述。研究价值：本文对于决策部门评价中国参与GVC的成效,研判国际经济关系,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转型升级——APEC会议对企业的启示之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和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原有的企业价值链延伸为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显著特征。偏离全球价值链发展,企业难以建立全球竞争力。因此,企业应该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转型升级。政府部门则应当制定有利于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开放政策,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     

基于GVCs视角下我国汽车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s）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制定全球战略的重要依据,其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的基本理论出发,在分析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汽车产业升级的若干思路。指出我国汽车企业要在世界汽车产业体系中寻求合适的发展利基,适时沿着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向利润更高或技术更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环节攀升。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本文首先利用OECD2018版增加值数据库,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GMM估计,发现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影响显著,但有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然后将制造业分为重污染行业、中等污染行业及低污染行业进行分组估计,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重污染行业GVC升级影响显著,而对中等污染和低污染行业的影响不确定。最后,建议逐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高污染行业转型升级;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遵循渐进性原则,调动各方面节能减排的内在积极性;加快突破清洁能源和低碳领域的关键技术,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契机选择——以天津为例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世界贸易格局、全球价值链、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产生了很大冲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增收和就业的重要基础。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引起了政府、业界和学界的多方关注。本文以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天津的制造业为例,结合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现实背景,阐释天津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成因,分析影响天津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并从国家扶持政策、制造业服务化、天津自贸区、互联网+、大数据等多角度,提出天津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契机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强度。研究方法：使用2004~2013年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产业结构数据,选取面板回归、空间计量等方法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前期产业结构的改善会进一步促进当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对其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创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响过程及前后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研究价值：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策略解析

在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的考验下,理性探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问题,不仅能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内容,拓宽合作的领域,增进双方的关系,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使企业在利用国外资源、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而且能为促进中国经济根本好转、推动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

本文在分析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影响OFDI的相关因素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利用我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测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和验证,得出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效应。最后,本文针对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给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相应的政策建议。     

深圳女装品牌企业升级途径与空间组织

本文提出了全球-地方联结下发展中国家服装产业的升级途径和空间组织原理。全球价值链管治和地方集群动态作用下服装品牌企业有多种升级途径。国内市场和地方生产网络的结合以及设计、生产、营销环节的空间组织获取知识学习通道能促进企业升级。通过对2001-2011年历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获奖的90家深圳知名女装品牌企业来源、演化和空间组织的分析,发现:深圳知名女装品牌企业的主要来源不是全球产业链中从事生产外包的企业沿产业链顺序升级,而是地方生产环境促进的企业家创业和香港企业直接投资的结果。这些企业在全球-地方联接下获得知识学习通道,并将经验用于本地-国内联接的产业组织中,结合设计、生产、营销环节的空间组织实现升级。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方法：采用2000~2007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生存分析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GVC）的企业数量大体呈上升趋势,企业总体嵌入GVC的持续时间较短,均值为1.827年,且随着持续时间增长企业生存的危险性逐渐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GVC中的生存率更高,风险率更低,持续嵌入GVC的能力更强。出口发达国家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具有较好研发能力、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小、年龄较小的企业退出GVC的概率更低,嵌入GVC的持续时间更长。研究创新：构建企业层面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并运用生存分析创新性地考察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进入退出行为。研究价值：对评析贸易开放的利得以及寻求“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经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基于价值权力争夺的浙商企业GVG体系自主构建研究

嵌入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浙商"企业价值绝对量保持增长、但是价值份额下降的现实,明显背离于GVC理论的理论结论,GVC"升级"事实上是"伪升级"。针对GVC的理论立场与逻辑悖论,文章以价值权力获取为新的价值假设,认为构建自主的全球价值体系,是新一轮全球价值体系重构中"浙商"企业的根本出路。     

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指标测算与评价——基于WIOD数据库TiVA视角

本文运用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与WIOD数据库发布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参与GVC的分工地位和参与度主要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了测算,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了我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情况。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地位不断攀升,但各细分行业的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从细分行业角度提出我国参与GVC分工的经济地位与参与度提升的对策建议。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际间资本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走出去"日益成为我国企业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