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运用SBM-DEA模型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合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2007—2019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整体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非均衡发展现象;东部和西部间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最大;并且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造成的。（2）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绝对β空间收敛与条件β空间收敛均十分显著,该结论在三大区域也适用。此外,各区域空间收敛性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的作用存在差异性。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3)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4)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测算及其变化特征

推进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是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IPAT分析框架，结合环境规制视角，构建了中国工业污染排放的供给需求模型，进而采用空间随机前沿模型评估了中国2000—2016年的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研究表明：（1）忽略省份间工业SO₂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都将高估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2）受宏观经济波动、工业结构变迁、环境治理政策出台等驱动，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可划分为波动上升（2000—2007年）、波动下降（2008—2011年）和稳步上升（2012—2016年）三个阶段。（3）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呈明显的聚集连片化的分布特征，到2016年较高效率及高效率省份逐步由东部地区少数省份扩展到东部地区、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绝大部分省份，资源能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积累与创新、区位条件、环境容量、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等的差异是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分析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0—2018年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趋势,空间上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的不均衡特征。(2)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中心—外围的圈层式复杂网络结构形态;包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但整体关联网络的等级结构较为森严。(3)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省份溢出效应明显,属于边缘行动者;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具有显著"虹吸效应",既是关联网络中的中心行动者,又兼具"中介"和"桥梁"的功能。(4)块模型分析表明,京津和长三角属于"净受益"板块;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属"净溢出"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东北、华北地区省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     

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地区高铁通勤时间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研发人员流动的直接效应更显著;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因创新资源集聚程度和能力水平较高,更易从中获益,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其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偏弱;研发人员流动、财政科技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水平4种调节因素均表现出门槛特征,且呈现出梯度式增强。     

中国市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分析及其时空特征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并对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稳步提升。(2)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空间极化趋势明显,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3)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差异变化不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     

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协调效应评价及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2004-2016年全国各省市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水平偏低,并且由东向西的区域阶梯递减特征显著,多数省市科技创新滞后于绿色治理发展,协调等级处于濒临失调水平以下;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影响不显著,长期看呈现为负向冲击效应,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东北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不显著,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不存在因果关系,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冲击作用具有相似性,但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

以2011—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对各省市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效率总体水平提升显著，受技术进步效率影响更大；地区分布上呈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且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对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发现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认知程度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通过解析导致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与程度差异的内在原因，发现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中存在较严重的资源配置和管理问题。为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仍需要从资金投入、人才管理、成果转化、产权保护和科技监管等方面发力。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Comparisons of the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and 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was made of the research output literatures of India and China. Both bibliometric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pproaches were used in the comparison. China has rapidly outpaced India in both volume and citation performance of publications. China's rapid publication growth rat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s continuing, while India's is re-starting after a relatively dormant period of almost two decades.     

骗取贷款和贷款诈骗犯罪的异同及侦办工作思考

最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危害金融机构资金安全的犯罪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其中对骗取贷款造成损失的行为新增了一个条款并规定为犯罪,笔者拟从分析其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探讨与贷款诈骗罪的异同,并就侦办工作谈些思考和建议。一、骗取贷款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刑法修正案(六)》第十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投融资一体化、产权性质与投融资效率

本文以投融资一体化为视角,在投融资效率的分析框架下,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²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探讨投融资效率对公司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融资效率对企业发展影响显著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投融资一体化有利于缓解因资金短缺引起的投资不足,但另一方面,现金流的增加亦可能加剧公司过度投资。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组检验表明:投融资一体化可能会显著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影响。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 under Conditions of Active and Passive Ownership and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Privatisation is driven by the belief that public ownership is cost inefficient, in particular under monopoly. However,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questioned whether privatisation will necessarily lead to efficiency gai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when owners can be either active or passive. Active owners decide on output, whereas passive owners delegate this decision to a risk-averse manager. It turns out that managerial slack as reflected in the marginal costs will actually be the same or higher in a private monopoly than under public ownership. The impact of entry is theoretically ambiguous, but an increased number of firms in an oligopoly may lead to lower efficiency.     

中美国家当代科技发展战略比较与分析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科技超级大国,研究其科技发展战略对于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其积极重要意义,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应走自己的路,应注重于自身的发展,认真处理与美国及其他科技发达国家竞争与合作,将文化繁荣与科技发展相结合,致力于中国公众物质丰富与精神充盈的双重丰收。     

通货紧缩及需求、供给的双重管理

本文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分析了我国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认为实施需求、供给的双重管理是治理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关键。     

港口企业整合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在当前阶段我国沿海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联盟化的发展趋势,现应港口的整合政策助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能够充分的发挥企业的优势,实现集装箱业务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在整合的过程中也会存在问题,在当前助推整合引领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当前职工的思想现状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促进整合和融合的方式方式进行分析,提出具体性的措施,为宁波舟山港的建设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动因及对策探讨——以宁波市为例

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工贸易的新政,对宁波加工贸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章结合国家针对加工贸易政策的宏观调控的背景,联系宁波加工贸易的实际,分析了其转形升级的动因,并从政府和加工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宁波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一系列对策。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组织管理创新——对中国企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600余家企业的实证分析,研究了经营者因素对企业所有权结构和企业组织管理创新的关系的影响。发现:经营者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对企业组织管理创新有积极作用,而不同所有者的所有权影响经营者的工作态度以及经营者的能力;因此,所有权结构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组织管理创新,还可以通过经营者因素而对企业组织管理创新有间接作用。     

农民教育培训的供需分析及改善对策--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近年来,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并快速发展,但与农村的新变化和农民的需求相比仍存在差距。以安徽为例,通过长期实地调查,可以客观分析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供需失衡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可行的发展思路和改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