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嵌入对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运用2005-2014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力度较弱。R&D人员投入规模、市场自由度和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提升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但R&D经费投入规模和出口密集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市场自由度的交互项后发现,市场自由度影响下的全球生产网络可能阻碍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但这一作用尚不明显。     

跨国汽车产业价值链分布格局变化及其启示

近些年来,跨国汽车企业价值沿着价值链发生了很大转移,其动因来源于市场竞争促使整车生产价值下降、技术进步凸现研发价值、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转型等;价值转移路径包括转向技术研发环节、转向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转向销售与服务环节、转向金融服务环节;跨国汽车公司价值链分布发生的重大变化,给内资汽车企业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不含2010年） 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中高技术水平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需求市场集中度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通过信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厘清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本土工业机器人技术进步的影响

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还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工业机器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未来机器人+互联网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将极大地改变制造业。中国虽然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的第一大市场,然而,本土工业机器人产业却存在关键零部件制造能力差、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究其原因,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本土企业还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实证研究表明,本土企业通过零部件出口、为FDI企业配套生产零部件以及进口关键零部件等方式,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会产生“嵌入中学习”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进而对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与嵌入性演变

汽车行业是产业关联性强、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工业部门,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当前对我国汽车产业的研究集中在市场结构和政策影响,较少关注到非市场结构因素,也极少用动态视角审视产业演变。研究主要借助经济地理学的嵌入性概念,解析1980年至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演变过程,梳理出"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政治嵌入""从政策扶持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性转移"和"多样化与独立自主"三个发展阶段及其背景、特征和主导力量。研究发现:产业发展早期,本土企业高度嵌入国家政治体制,凭借制度优势形成市场垄断力量;1994年之后,中国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开始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凭借技术转移快速聚集资源;进入21世纪至今,随着市场日益自由化,国际竞争日益多元化,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力争上游,实现自主创新。该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审视过往我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战略,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的双重效应分析

如何利用技术引进提升内资企业的市场绩效是一个重要课题。针对后发优势理论与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矛盾,通过实证分析1995--200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等数据,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存在着显著的双重效应,即内资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其新产品销售收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其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双重效应的产生原因,即内资企业受发达国家技术出口限制,导致其通过后发模仿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效不显著。     

FDI在中国的分布、市场份额与享受的税收优惠

本文通过对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到2004年底,FDI企业在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上已占到18%的份额,在制造业的资本形成中约占17%的比重,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市场上已占到19%的比重.FDI企业的出口率在36%(港澳台资)与42%(外资企业)之间,其产品出口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4%,这说明FDI是我国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主要纽带.FDI在资本利润率方面普遍比中国内资企业有效率,这得益于FDI相对低的工资率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数据已经显示,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长达10年之久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导致了FDI企业较内资企业更低的相对工资率与在绝对水平上明显低的实际增值税率.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工资溢出——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2180家企业面板数据估计了内资非出口企业与内资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外资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研究结果表明,内资非出口企业与内资出口企业、外资非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平均工资差距。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邻省外商直接投资对本省内资企业工资具有显著负效应;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非相邻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省内内资企业工资有显著正效应。同时,省内国际贸易对内资企业工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区域间产业趋同现象的存在,相邻省份的贸易对省内内资企业的工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为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我国消除区域壁垒,建立统一市场。     

被“交钥匙”外包与中国制造业的隐忧及启示——以广东消费类数码产品产业为例

对珠三角手机、影碟机与数码随声听等消费类数码产品产业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以某一家或一些企业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为产品开发技术基础的产业运作模式普遍存在。这种本土企业被“交钥匙”外包的中国式模块化生产网络是在全球化分工中,本地关系型生产网络嵌入到全球模块化生产网络中所出现的特定现象,预示着中国制造业需要以创新为导向的政策调整。     

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战略调整

近几年,在日系企业的全球化投资与扩张浪潮中,中国市场已成为其加速投资与扩张的重要区域市场.提升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构筑和强化生产基地建设、投资向研发和销售环节延伸、与中国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扩大向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是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战略调整的五大动向,应引起高度关注.     

看看国内外的他山石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装各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分别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两种发展模式。美国装备制造业走的是“研发与生产-出口-进口”的路径，依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大投入和世界一流的研发力量，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在国内形成规模生产和市场销售，再开拓国际市场，并输出资本和技术，     

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引领中国制造业绿色与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GVC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不利于制造业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偏向型存在长期呈“U”型关系,存在GVC嵌入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门槛效应,GVC嵌入地位跨越第一道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提升,强化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研发,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影响方向相适宜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下游环节嵌入受依附GVC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影响,依附型生产率增长路径困难。     

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OFDI的影响

本文考察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转向OFDI的动态影响。首先通过建立企业微观模型论证出口与OFDI方式转换过程中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然后采用2002～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目录数据进行经验验证。研究发现,持续出口1～2年对企业转向OFDI没有显著影响,持续出口3年及以上对企业转向OFDI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累计贸易额的增长显著降低了企业转向OFDI的概率,即呈现出口路径依赖。当投资目的地与出口目的地不一致时,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转向OFDI的动态影响依然显著。此外,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因此,长期出口企业特别是已持续出口3年以上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投资扶持政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国民权益基金:中国经济转型之钥

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全球价值链中市场剩余分配关系研究

通过建立“多层中间商交换模型”得出：在生产者一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一多层中间商一消费者共存的均衡市场中，市场总剩余的大小与消费者意愿相关，市场参与者所获剩余是非对称的，生产商获得的剩余随中间商数量的增多而减少，所以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生产企业利润微薄现象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多由销售环节丢失的巨额利润，改善实物份额与价值份额“大背离”状况，着力打造中国自己的“商业航母”，提高市场拓展和扩张能力尤为重要。     

珠三角地区多产品生产企业的区位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以及单产品与多产品生产企业在城市的布局与集聚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为了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行业布局特征及其对城市增长的影响,论文选择珠三角城市群的多产品生产企业在城市之间的布局和在代表性城市内部的布局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地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们调查的数据分析珠三角地区多产品生产企业的布局特征及其对企业本身范围经济与城市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珠三角城市群多产品生产企业的集聚效应明显,多样化水平高;珠三角城市群多产品生产企业为了使企业能更好地发展壮大,会选择制造业集聚的地方进行生产,以达到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目的。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