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口分布及其空间格局演化

通过收集俄罗斯历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Getis-OrdGi指数和Local Moran’s I指数)探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人口分布及演化时空特征。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口集中在靠近欧洲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稀少,人口分布具有西稠东稀的空间格局;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南部形成人口高密度集聚区,西伯利亚西部、西北联邦区,以及南方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形成人口冷点区及次冷点区(低集聚);从联邦主体(省域)变化趋势上看,1991—2012年俄罗斯93个联邦主体在总体上人口不均匀性的空间格局多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但在中央联邦区与伏尔加河沿岸区高集聚区的一级行政单元个数逐渐增加,并形成了一个人口高度集聚的地带。     

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经济带2010年的131个地级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呈现下游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的东西梯度分异格局,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健康公平性有待提高。②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受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综合影响,千人卫生机构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GDP对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海拔、气温对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③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对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人均GDP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分异,千人卫生机构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则呈现西强东弱的梯度分异,海拔、气温对人口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分异。     

中国—东盟旅游流空间分异与优化策略

以中国—东盟旅游流为对象,基于核密度分析、重心模型以及标准差椭圆分析等方法,揭示中国—东盟旅游流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密度特征与空间迁移规律。研究表明:①中国—东盟旅游流逆差呈现急剧扩大态势。②以"胡焕庸线"为界,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省域分布格局,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主要集中于泰国湾沿岸国家,呈现北多南少的"C"型国别分布格局。③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高密度区域逐渐从"长三角""京津冀"向"粤滇桂"转移,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高密度区域以泰国为核心,集聚于湄公河五国。④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重心呈现"鄂赣交界处集聚"和"东北→西南"迁移轨迹,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重心呈现"西北→东南"和"东南→西北"两个迁移轨迹,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主体区域逐渐趋南,呈"华东—西南"两极化,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主体区域逐渐趋北,呈"泰国—马来西亚"两极化。     

上海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现有关于城市病研究中忽视人口分布影响因素并缺乏实证分析的现实背景,以2005-2012年上海市的区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空间经济的视角对其人口分布的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上海市人口的确已出现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2)在考虑人口分布存在空间效应后,发现产业布局调整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加快了上海市人口的郊区化趋势,而交通设施、基础教育质量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作用由于地域分布的差异则正好相反;(3)房价对上海市人口分布合理化的自主调节基本无效;(4)产业布局调整是加快上海市人口分布合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可以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强化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措施来实现上海市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有序分流.     

中国市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的促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文章基于2013—2020年CO2与四类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数据,采用时空动态熵值法测度同期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市域数字经济发展（DED）水平,提出并运用贝叶斯时空因果森林模型,研究本地和空间邻接周边市域DED（周边WDED）对本地市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CPCR）的促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市域DED和CPCR均呈增长趋势和“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2)本地DED和周边WDED对本地CPCR的促进效应分别呈“对数函数”型和“S函数”型特征。(3)本地DED促进效应的空间分布符合以“胡焕庸线”为界的“西高东低”空间结构,周边WDED促进效应在西部区域和沿海地区较低,而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北方地区。为促进减污降碳协同,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和优化,包括强化区域平衡、关注空间溢出效应、增强区域发达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借助云南省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合作单位提供的数据,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三个角度对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进行分析。从经济环境、民族成份、医疗卫生条件等角度研究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运用VAR模型对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与相应启示之处。     

基于ESDA的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ESDA技术,基于GIS平台对2005年中国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密度不仅数值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达0.55,而且空间自相关性较强,Mom's I指数为0.4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东北经济带仍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盆地是高高型人口集聚区.哈尔滨、长春、银川、昆明等城市地区是高低集聚区.低高型区域集中在高高型区域四周.西北干旱区、内蒙古北部、东北北部山区属于低低集聚区.将人口密度分为五级,通过人口重心观察,以及将人口密度与自然和经济因素叠加,发现气候和海拔高度仍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交通对全国人口格局影响显著.自然因素不同的组合形式将对人口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气候和地形因素长期稳定地影响人口空间格局,但其对人口空间分布的约束力将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经济因素是人口空间格局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口文化素质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逐渐从要素和资本投入推进转变为知识创新推进,人口文化素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因此,研究我其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对实现各地区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切入点,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结果显示:①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空间格局为:东北高、西南低,并依次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②我国31省市人口文化素质分布的标准差、级差和基尼系数都是先略有缩小后扩大,表面整体差异将继续存在;人口文化素质重心在研究期间一直往地理中心方向移动,表明东北部与西南部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空间自相关性呈微弱波动起伏,表明宏观格局基本稳定.③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分为四类,分别是良好促进、严重制约、微弱促进和微弱制约.     

人口流动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活动。贵州作为中国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之一,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外出打工较多。因此从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相关论证,并提出相关建议来协调民族地区合理人口流动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中国马拉松网络关注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互联网时代,网络关注度可以作为测度马拉松社会关注程度的工具之一,来表征马拉松运动的群众基础。文章利用变差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地理集中指数、季节性集中指数5个指标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对2014—2019年我国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1)时间上,我国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全国层面的马拉松网络关注时间分布的年际差异较小;省域层面的马拉松网络关注时间分布的年际变化总体较显著;大众关注马拉松的季节偏好越来越显著。(2)空间上,从全国范围看,各省份之间的马拉松网络关注分布的均衡程度不高。区域间,网络用户对马拉松的关注呈现东—中—西依次减少态势。区域内,马拉松网络关注在西部区域内分布相对不均衡,东部其次,中部区域内最为均衡,各区域内的均衡程度有分化趋势。(3)马拉松网络关注的空间分布主要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网络发达程度、旅游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等6项因素影响。除以上因素外,官方政策、标志性马拉松赛事及热点事件等也会对其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及影响因素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文章结合经济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经济学等多维研究视角,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综合性、针对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以及中国文化消费的具体情况,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指数测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探讨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在空间上整体表现为东西差异,且存在一条类似人口、经济分布规律的"胡焕庸线","胡线"两侧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②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梯度差异明显,以板块内差距为主,板块间差距为辅。③文化产品供给、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能力以及教育发展程度共同驱动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④建议通过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挖掘文化产品内涵、推广文化教育并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差异化文化政策等策略,合理引导文化消费,实现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典型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1995、2000、2005、2010、2015、2018年6个时间节点的遥感影像数据,运用分形理论、紧凑度指数、重心转移指数分析张家界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时间层面来看,1995—2018年张家界市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阶段性明显,经历了"低强低速、高强中速、中强中速、高强高速"4个发展阶段。(2)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上来看,5个时期张家界市扩展方向差异性较大,城市重心以向北部转移为主,以北偏东、北偏西的方向发展,城市分散度不断变大,向外扩张趋势明显。(3)从城市空间扩展的具体形态来看,以星状和团状扩展为主,紧凑度指数以2005年为时间节点先增大后减小,城市空间形态以非紧凑化、外延式扩展为主。(4)旅游发展、经济发展、交通发展、城镇化建设是张家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5、2009、2013、2017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探究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并结合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H-H和L-L集聚分布的空间态势,其中L-L集聚区范围不断缩小,H-H集聚区从黄河下游地区向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延伸;②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不断增强,东-西向成为其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③交通区位条件、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     

辽宁省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以辽宁省14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11年人口、经济和环境相关指标,利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综合得分,计算辽宁省14市人口、经济与环境发展协调度,对全省和各市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实现对三者空间演化规律的探究。目前沈阳、大连在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但其带动作用仍然有限,各市发展不均衡,其辐射功能有待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过程虽有波动起伏,出现离散,但最终朝集聚趋势发展。     

中国高速成长200家中小企业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对中国高速成长200家中小企业调研数据的开发,指出200家企业空间分布高度集中于江浙地域;企业经历了两个高速成长时期:1978年-1985年和1992年-2000年;数量分析表明,200家中小企业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偏低。与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发达地区的区域环境比较有利于200家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与省会等大中城市相比,小区域(县域)环境与200家中小企业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     

北京市人口、经济和环境关系的协调度评价

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学术界对首都这一领域的研究甚少。采用主成分法对北京市人口、经济和环境系统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建立变异系数协调度模型对北京市1996-2010年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这些年北京市的协调度在不断提高,但协调水平仍然不高。未来仍需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发展水平,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巩固环境治理效果。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创新环境影响因素

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缩小区域创新差距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探明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构建富有特色的区域创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运用DEA方法、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了中国2001—2015年的区域创新效率及区域差异,利用NICH指数和Hurst指数进一步分析各省份创新效率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借助Tobit模型分析了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中国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1—2015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减,2013年后出现明显的交替节点;②中国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差异趋于收敛。其中,总体差异主要由地带内差异引起,且地带内差异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地带间差异仅占总体差异的1.96%;③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其中,东部各省市的创新效率分布比较稳定,中西部地区均衡化趋势明显,创新效率“东—中—西”的分异格局逐步弱化;④未来,中国区域创新效率“西—中—东”递减式空间布局将得到延续和强化;⑤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金融市场和创业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效率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但各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驱动力,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布局及其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与专利国际分类号的对应关系获取了2003—2018年数字经济的专利产出数据,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在上海市、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形成集聚分布的格局,集聚程度呈降低趋势。(2)莫兰指数及空间计量的结果均显示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具有较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3)结果证实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资本富集、数字接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赶超机会,未来相对落后地区高质量发展还要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