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及空间分异

运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综合研究方法,对中国电子商务省域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抽取具有代表性的因素经降维的因子分析后,再对中国各省域的电子商务水平进行聚类分析.研究中国各省域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有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各地区的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异,有助于在一国范围内对于不同地区的电子商务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从空间分异和经济发展的角度为制定电子商务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实证表明中国各省域电子商务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内陆,且电子商务水平不均衡还广泛存在于各群体的内部.电子商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完全相关.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以南京市中心城区1 km×1 km格网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2010、2015、2019年南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并采用MGWR模型探讨企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近十年,南京市中心城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集聚与扩散作用并存,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转移;(2)用地成本、产业基础、劳动力资源、生产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因素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影响显著且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为南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以期为南京未来的产业规划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收集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的信息,利用核密度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对1995、2005、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物流企业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5—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在数量上急剧增加,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形成北京市、天津市及石家庄市三大集聚中心,物流企业的分布区域由京津冀城市群西北部向东南部转移,但北京市及周边区县物流企业发展水平始终较高。对比京津冀城市群2015年商业物流企业和国有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可以发现,商业物流企业布局受第三产业比重、道路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集聚的影响。该四类因素对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均存在区域上差异,企业集聚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区县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最大,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区域差异最大。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上海市房价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利用上海市外环以内2010年12月1014个小区的平均房价数据,通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并与基于全局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比较,揭示上海小区房价的空间分异和不同影响因子的影响。研究发现,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各影响因子对房价的影响大小依次为:建成时间,到CBD距离,绿化率,到公园距离,距地铁站距离,距超市距离和距学校距离。同时,地理加权回归分解成局部参数估计优于OLS提供的全局参数估计,它可以深刻的揭示出房价和空间影响因子之间复杂的关系,而且可视化的工具可以用地图的形式更详细的呈现出城市房价的整体景观,这些都是传统OLS无法比拟的。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湖北省城市化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推动湖北省城市化进程，以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以全国和湖北省1952年以来各年城市化率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湖北省城市化的总体水平、空间差异和发展特征。并根据湖北省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发展阶段性，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分1986-1994和1995--2000两个时间段，对湖北省近15年来城市比水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是：区域经济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的高低一直是湖北省城市化发展重要而且稳定的影响因素；工业化对湖北省城市化的影响最为重要，目前由于影响因素的多元化，其地位相对来说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农村非农产业也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作用还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不断加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城市化发展不可忽视的支持因素，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相对而言，湖北省经济外向度、民众投资、消费能力尚不够强．交通、医疗业尚未形成优势．所以这些因素对湖北省的城市化的影响尚不明显．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差异

遵循全面性、主导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原则,构建了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山东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重点对基于17地市的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人居环境指数明显地表现为东优西劣;基础设施指数则表现出典型的"两高两低"特征,由东向西高低峰谷交错递减;而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生活方式指数三者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吻合,且基本与城镇化发展指数成正相关,大体呈"┣",型分布.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定量测度方法,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和变化趋势,揭示了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总体集聚程度一直相当高,且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差异。对人才、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创新性行业空间集聚水平高,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而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行业,空间集聚水平较低,呈分散布局。通过系统考察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其重要因素依次为规模经济、劳动力素质和成本、产业政策因素、文化环境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行业的省区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动态研究

以10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方面进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并应用ESDA等分析法揭示1990-2008年山东省县域经济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山东经济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再缩小,但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城市辖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平原区经济发展缓慢;鲁东和鲁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提升速度快,经济发展重心向东北部偏移;县市经济发展空间自相关显著,高一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山东半岛,低一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南黄淮平原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西差异仍是导致山东省内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梯度与层级——基于淘宝镇的乡村电子商务空间发展特征

我国乡村电子商务格局的判断多基于村域电商数据形成,对于镇域电商关注较少。文章从镇村相对数量关系出发将淘宝镇分为三类,对应不同的镇域电子商务发育状况;剖析各类淘宝镇的空间格局,呈现乡村电子商务的地域分布梯度和载体层级差异,更加全面地揭示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反映镇村两级都有较强电子商务发展潜力的村强—镇强型淘宝镇高度聚集于东部地区;反映村域电商发展相对滞后、而镇域电商整体发展较好的无村—镇强型淘宝镇分布范围最广,分布的梯度差异进一步缩小;村弱—镇强型淘宝镇分布广度与集聚强度均处于前两类淘宝镇之间。四大板块间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载体存在明显差异,乡、镇层级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展现出重要价值。基于不同类型淘宝镇的数量和构成特征,将省域乡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状况划为五个梯队,以浙江省为中心、T字型开发轴与京广线相叠加的乡村新经济发展结构逐渐浮现。     

影响西部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研究

全球电子化的趋势下．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日渐明显而深刻。所有国家、地区和企业都面临着电子商务的机遇和挑战。电子商务改变了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电子商务优化了企业的业务流程,降低了成本。网络经济被理解为使参与者获得双赢的企业间的联盟和合作的形成。电子商务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如何结合西部的实际情况发展电子商务成为关键。     

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从城镇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设施四个方面构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1996年和2009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聚类法和空间自相关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分异进行分析。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综合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强集聚分布格局。两时期城镇化水平"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始终未改变。区域发展条件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是甘肃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空间分异产生和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省域劳动就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2000-2009年中国29个省级单位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劳动就业的各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省际劳动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邻近省域就业的溢出效应对本省具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呈阶梯状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就业较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区间联动性。省域技术进步、财政支出、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就业的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城市化与实际工资对东部就业影响不显著,但能够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增长。促进区间联动、加快市场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完善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全国31个省区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对Moran’ s I的计算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然后通过固定效应的SDM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非农化、社会保障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省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各因素对邻接省区的影响则不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仅要促进本省区各要素的发展,也要关注邻接省区的战略调整;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仅要注重对本省区的影响,也要注意对邻接省区的影响;为了消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应从国家层面建立宏观调控机制,促进各省区间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典型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1995、2000、2005、2010、2015、2018年6个时间节点的遥感影像数据,运用分形理论、紧凑度指数、重心转移指数分析张家界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时间层面来看,1995—2018年张家界市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阶段性明显,经历了"低强低速、高强中速、中强中速、高强高速"4个发展阶段。(2)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上来看,5个时期张家界市扩展方向差异性较大,城市重心以向北部转移为主,以北偏东、北偏西的方向发展,城市分散度不断变大,向外扩张趋势明显。(3)从城市空间扩展的具体形态来看,以星状和团状扩展为主,紧凑度指数以2005年为时间节点先增大后减小,城市空间形态以非紧凑化、外延式扩展为主。(4)旅游发展、经济发展、交通发展、城镇化建设是张家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

基于2000—2014年中国中部地区六省以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具有阻碍作用,两者发展不协调;区域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推动中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集聚使集聚区内部的金融产业和相关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通过特殊的传导机制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证明了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银行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贡献度明显大于证券、保险业且逐年递增;保险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有益”的阻碍作用。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都是建设新农村的手段和路径。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为依托,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在实际工作中,要统筹二者的发展,共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山东省作为中国的一个农业大省,务农人口较多,解决好本省的“三农”问题,统筹山东省的城乡发展,是山东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点,以此来探讨如何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