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与联系

<正>推动高质量就业,提高劳动力就业效率是当前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研究通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体系,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人力资本对于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科技创新情况等因素会对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同时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就业质量普遍较高,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推动领域间融合发展,发掘地域资源禀赋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劳动力高质量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门槛视阈下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我国29个省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2SLS的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实证发现：(1)绿色创新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两者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值之后,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由弱变强。(2)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过一个临界值时,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更加强有力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我国仅有少部分省份处于这个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就业结构缘何滞后于产业转型:人力资本视角的微观解释——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转型的现实,另辟蹊径地从微观个体的行为特征入手,研究企业职工对产业转型和政策调整的认识,并通过理论建模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产业转型是相互影响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合理分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不足,即微观个体主观上对产业转型和就业调整政策的认识不足以及对转型期自身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不高,是导致中国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本文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比较不同学历群体对产业转型和就业政策认识的差异,结果发现样本中高学历群体的人力资本资源配置能力相对较强,他们对产业转型和就业调整政策给予了较高的关注,而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人力资本资源配置能力最弱,这对中国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及其实现路径

就业是民生之基、财富之源，当前稳就业和保就业仍然是“六稳”“六保”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助推器，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产生了较为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在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扩容就业“蓄水池”，使就业机会推陈出新；能够筑牢就业“压舱石”，让就业生态千姿百态；还能旋转就业“魔方块”，令就业结构革故鼎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劳资关系或日益紧张；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替代效应，收入差距或逐步扩大；对不同产业行业产生差异化影响，经济效率或受到影响。数字经济视域下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路径包括：依靠平台经济，扩大数字就业岗位，创新就业形式；改善教育体系，注重数字人才培养，优化就业结构；关注青年群体，拓宽数字就业选择，增强就业信心；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数字就业服务，提供就业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机制,然后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中介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显著,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的传导效应间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强,依次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更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应重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还应该关注其间接赋能机制。     

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进出口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引进外资开放度存在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贸易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较高时,进出口开放度和引进外资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达到最佳状态。据此,文章提出加强高技术产业创新顶层发展规划设计、制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效引导机制、逐步放开进出口与外资引进限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就业：行业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服务业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并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扩张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来增加服务业就业;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对流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公共服务业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产生了空间效应,并且该空间效应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采用熵值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阻碍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2)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可以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分区域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按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顺序递减,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按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顺序递减,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也不显著。(4)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     

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国际产能合作视角下的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

基于国际产能合作和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从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及对外工程承包方面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构建了工业绿色转型指数,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程度,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程度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对外工程承包和出口贸易对工业绿色转型总体有阻碍作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可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转型,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呈明显的互补关系,与人均GDP、技术差距呈替代关系,不同区域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能力存在差异,只有当各地区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水平、人力资本、技术差距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显著地促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基于国际产能合作的视角,提出了促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税收优惠又是二者影响效应发挥的重要“调节剂”。本文以2010-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税收优惠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中表现出增强型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具有门槛特征,即税收优惠在跨过门槛值后其调节效应被降低。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市场机制、优化税收优惠规模以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了吗

以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该结果在替换及增加变量、剔除重点城市及考虑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在不同的空间地理位置、政策环境背景及人口流动方向下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异质性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及人口净流出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财政收入能力及降低财政纵向失衡促进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进一步的门槛模型显示数字经济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正向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以上研究为全面认识数字经济影响，促进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赋能城市创新的新动力吗——基于272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带动城市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选取2015—2020年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力,且城市行政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强,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PE/VC活跃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