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城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脆弱性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是多个科学计划的重要研究内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海洋经济地理研究中一个重点内容,将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推向纵深。利用大连市1996—2007年综合发展水平数据,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消耗、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采用三角图分析方法,通过敏感性、适应性、恢复性等进行指标筛选,构建沿海城市脆弱性指标体系,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对大连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脆弱性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①大连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逐年降低,连续12年脆弱性类型均为ERS型;②从趋势上看,经济子系统的脆弱值逐渐降低;③社会子系统的脆弱值逐渐下降,并且降低速度较快;④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脆弱值逐年增加,在2003—2007年间,占大连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1/3以上,该子系统为目前影响大连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主要系统。     

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多维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理

伴随城市化和乡村空间消费化转型，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经历了多维度的空间重构。文章聚焦于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空间多维演变过程与机理，从乡村地域系统的认知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乡村的“物质—社会—文化”多维空间系统解释框架，以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瓜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剖析传统村落多维空间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物质、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来综合理解乡村的空间系统，能更为立体和全面地认知乡村空间演化的过程与机理。(2)改革开放以来，瓜岭村的物质空间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社会空间呈现出开放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文化空间历经了多样化和现代化的过程。(3)瓜岭村的多维空间演变受外部因素诱导和内部多维空间相互作用驱动，社会环境、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是主要的外部因素，而内部多维空间系统的相互驱动则以社会关系为核心。     

水环境脆弱性背景下人口—经济—生态空间格局优化——以贵阳市为例

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水环境系统质量下降,导致水环境脆弱性逐渐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为协调水环境与人口—经济—生态空间格局,文章从水环境脆弱性评价的角度,利用模糊集对分析法对贵阳市水环境脆弱性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人口—经济—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对策,结果表明:(1)贵阳市水环境脆弱性分区为轻度、中度、重度脆弱性,所有分区均存在劣V类水质河段,COD、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排放比重均值达54.38%,整体水环境质量有待改善;(2)通过人口—经济—生态空间格局的统筹优化,提出"水源地空间生态化、水旱地交替布置、居民点城镇集聚、工矿点下游集聚"的优化对策,为贵阳市水环境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时空分异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区域为研究案例,构建包括生产空间子系统、生活空间子系统、生态空间子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1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从集聚到松散的态势,空间依赖性不明显;2000年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其质量测评在空间演变上呈现东南部相对下降、西北部逐渐上升的趋势。(2)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内部来看,生产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子系统得分为一般及以上级别的地区其空间分布的重心已从南部转向西部;生活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分散式发展的空间转变;生态空间子系统得分增长率较低且多为负向增长,时间尺度上呈正U型发展态势,空间上保持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3)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深层的关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主体行为、生态环境建设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议,旨在构建美丽宜居乡村。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湖南省城市旅游脆弱性评价

文章运用生态位理论,构建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4个维度共计32个指标组成的城市旅基于脆弱性理论,通过脆弱度模型计算14市(州)的生态位脆弱性指数。为较全面地探究城市旅游发展水平与潜力,文章将生态位与脆弱性相结合,形成生态位—脆弱性的对比研究视角,探究二者结合下的湖南省城市生态位—脆弱性数值的空间格局分布状况,并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将14市(州)划分为四个等级:突出型核心城市、均衡型次级城市、发展型次级城市和潜力型边缘城市。对不同等级的城市提出具备针对性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升策略,以推动湖南省从旅游大省到旅游强省的跨越式发展。     

基于SRP模型榆林市生态脆弱性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

文章以2000年和2020年2个时期的榆林市为研究对象，基于SRP(敏感性-恢复力-压力度)概念模型选取13个指标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生态脆弱指数，通过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生态脆弱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敏感性总体上表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异特点。2000—2020年研究区各等级生态脆弱性相互转化的面积总和为23 619.93km²，中度以上脆弱区转入更低度脆弱区的面积明显高于微、轻度脆弱区转入更高度脆弱区方向转移的趋势。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空间集群现象呈缓慢上升趋势，“高-高”聚集型地区在收缩，“低-低”聚集型区域不断外扩。两个时期研究区生态脆弱性主要驱动因子为年降水量、植被覆盖度。总之，虽然2000—2020年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程度呈现好转趋势，但生态环境压力仍不容小觑。为榆林市的资源利用、生态保护与生态恢复提出合理的措施，实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中国乡村韧性时空分异及障碍因子诊断

提升乡村韧性水平,建设韧性乡村,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工程”四维评估框架构建乡村韧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障碍度模型对中国乡村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及区域异质性,揭示其空间相关性特征,并诊断其障碍因子。研究结果显示：在时序变化上,中国乡村综合韧性水平逐年提高,空间差异先减后增;生态韧性是影响区域均衡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空间分布上,东部地区乡村韧性高于中西部;较低韧性和低韧性区域数量较多、分布较广;区域内不均衡是导致中国乡村韧性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空间关联上,中国乡村韧性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全局Moran’s I指数值呈“W”型波动态势;乡村韧性的正向集聚程度增强。在障碍因子上,准则层平均障碍度依次为经济>社会>工程>生态,人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和每千人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是制约乡村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的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脆弱性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脆弱性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拓展了脆弱性研究的新视角。根据脆弱性理论中VSD评价模型,从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自然—资源—环境子系统中选取经济敏感性指标22个,经济适应性指标25个,运用熵值法、多级可拓评价方法、空间差异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省域经济脆弱性较高,经济脆弱性波动幅度大;省域经济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省域经济脆弱性类型显著增加。(2)经济脆弱性的区域之间差异逐渐增大,区域内部差异是经济脆弱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突出且有加强的空间格局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性处于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3)经济脆弱性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呈现波动性的变化特征,2011年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离趋异加强的态势。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的水网乡村适应性规划研究--以吴江三白荡片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先行区,苏南地区乡村建设发展程度较高,但过快的城镇化进程也给乡村带来了水网格局破碎、生态功能降低等问题,导致乡村面临的生态风险增加,静态的景观规划方法逐渐无法适应当前乡村生态文明发展的需求。论文以苏南乡村的地域特征为基础,选取苏州吴江三白荡北部片区的乡村为研究对象,在生态要素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景观干扰度分析和景观脆弱度分析构建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并得到研究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依据不同风险等级经空间分异将研究区域划分为生态维育区、动态适应区和综合建设区,分别从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改善乡村适应性循环和提升乡村多情境反馈三方面提出苏南水网乡村适应性规划策略。     

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湖南省为例

以湖南省85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生态保障和居住生活等四个功效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乡村地域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表明:(1)从省域视角出发,乡村地区的功能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差别以及空间集聚特征;(2)从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识别出各功能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冲突、兼容、协调);(3)根据乡村区域功能与实际功能作用的相关性,将湖南省85个县(市、区)划分为9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并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地域空间的发展建议,以期为推动乡村转型和城乡融合提供参考;(4)乡村区域功能类型与乡村空间聚落布局形态相互影响,因此不同乡村地域功能应与村落布局和形态相协调,以此实现乡村空间的优化和促进地域功能的最大化利用。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基于中国26个省份的异质性分析

论文从乡村生态旅游入手,利用2011—2020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作用效果,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控制变量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接待设施水平对生态旅游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和中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中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影响最大。为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加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优化升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因地制宜制定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政策,推动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旅游产业深度融合;（3）实施乡村生态旅游业向社会资本全方位开放战略,引进外来资本、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

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促进作用已在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内在逻辑和机制的经济学解释有待深化。文章从经济学视角探究了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基于乡村产业升级的综合效应是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定位，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起点和关键分别在于高效却欠发达的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和以土地要素为切入点的要素重组，基本逻辑在于乡村人地关系的变动；在城乡双向互动的背景下，旅游业通过乡村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的引入，对乡村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并为土地赋能，进而缓解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多维度重构；应根据旅游业介入下的乡村要素重组思路，从拓展重组来源、区分重组方向、把握重组抓手、完善重组环境等方面探索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实践路径。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与优化调控——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从多城扩张背景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从城乡融合视角解析优化调控模式,这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界定乡村区域,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揭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格网为单元,对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进行分区,并以其为基础提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路径及调控模式。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同步扩张对外围乡村旅游点存在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挤压现象,近城乡村旅游点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2)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呈现从离散到集聚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空间格局;(3)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应采用分区调控和要素调控相结合的调控策略,因地制宜地构建既响应城市增长需要,又促进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的地域模式。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功能评价与格局优化——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基于乡村空间系统功能的内涵解析,从农业生产功能、乡村工业发展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入手,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以2017年为研究时点,以重庆市巴南区为研究区,以巴南区各镇(街)为研究单元,深入剖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厘定功能优化格局。结果表明:①农业生产功能"东高西低、局部突出",乡村工业发展功能与之相反、"西高东低",休闲旅游功能"东高西低、高值点缀分布",社会保障功能"中部高、南北低",生态保育功能"东高西低"。②厘定"以乡村工业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为主导的城郊工业保障区","以农业生产功能、乡村工业发展功能和休闲旅游功能为主导的三产融合发展区","以农业生产功能和休闲旅游功能为主导的远郊农业游憩区"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功能优化格局,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空间布局规划提供理论指导。     

生态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及其发展模式研究

脆弱性研究属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科学问题.在区域发展人地系统研究中引入脆弱性概念,阐述生态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内涵.以宝鸡市太白县为例,分析生态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特征和影响因素,并选取2000-2010年共16个评价样本,对太白县人地系统压力、敏感性、恢复力、脆弱性进行评价分析.研究表明:自2003年太白县确立了生态强县的发展方向,脆弱性呈明显下降,2000-2010年脆弱度指数从4.62降到0.12;太白县可利用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形成休闲产业带动型的发展模式.     

气候变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生态韧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

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定量评估研究对培育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揭示乡村可持续发展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气候调节性能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表征,论文在传统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中加入气候调节评估板块,构建“生态系统基底—生态系统压力—生态廊道功能—生态系统潜力”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以献县乡村聚落为例,探讨献县2009—2020年乡村聚落生态韧性时空演化特征,进一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生态韧性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研究区内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生态韧性低值区分布于乡村聚落周边地区与主要交通线路沿线地区,空间依赖性显著。（2）2009—2020年,研究区生态韧性水平持续下降,在此过程中生态韧性受损最严重的片区呈现出产业结构变化频繁、土地利用演化加速、交通线路密集复杂与生态斑块分散破碎的特征。（3）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从供需两侧统筹生态空间与开发空间,并依据生态植被的年龄、规模与类别多元化设定保护措施。     

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视角下的水网乡村 适应性规划策略——以吴江张鸭荡片区为例

苏南乡村地区一直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先行区域,特殊的纵横交错的水网结构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呈现出其他地区不具有的复杂性和生态特殊性。随着城镇的扩张,乡村的发展建设使其水网空间的平衡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传统单一静态的规划方法逐渐显示出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等发展要求的缺陷。苏南乡村地区以水为核心,从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视角下探究水网乡村的适应性规划策略更加适应当前的乡村现状和需求。以传统水网乡村空间形态转译为基础,建立水生态系统供需服务评估体系,在评估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能力的基础上,分析供需分异模式及供需矛盾。从构建乡村水域空间生态格局、乡村水域空间功能分区规划,以及乡村水域空间多情景预判3个方面,提出苏南水网乡村的适应性规划策略,并为水网乡村的生态实践提出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