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     

高铁开通、技术创新与经济空间均衡:一个三部门新经济地理模型的解释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区域、两要素和三部门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探析了空间均衡下高铁开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基于此,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模型检验高铁开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高铁开通能降低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成本,促进创新资源由技术中心区向外围区扩散,使技术创新在区域间实现稳定的“对称均衡”空间结构,进而推动各地区经济实现平衡增长。(2)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铁建设越完善则越有利于促进“技术溢出”,从而提高区域整体技术创新水平。(3)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技术创新是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高铁开通能够通过调节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总体上,高铁开通有利于发挥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能够塑造更加均匀的经济空间分布格局。     

区域服务化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和中介模型,对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创新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三者间的进一步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负向中介效应是因为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受产业协同集聚负向调节,绝大部分省域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已达到门槛值。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2)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3)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100～250 km半径内，250 km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高铁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的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长期内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协调两个内涵维度上.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于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最强,而对中小城市和非省会城市效果不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业活跃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对高铁开通城市的质量型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

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各省市创新效率，引入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构建包含权重矩阵的面板数据模型，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及对周边地区的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区域中，高校创新人力和财力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都是非线性的，集聚水平只有在适度的门槛范围内才能有效发挥集聚效应；三大区域内高校两大创新要素集聚的间接溢出效应多为负值，说明区域内部高校间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新发明在不同城市间转移共享，进而抑制了创新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各区域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但产业结构普遍表现出负向影响，说明当前各区域产业结构与其创新效率提升所需结构并不匹配。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校创新要素配置、提高要素使用率、促进创新效率提升等相关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与区域创新流——来自30个省域的证据

以城市流理论中的创新流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与区域创新流水平进行测度，同时，构建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探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约束下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流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和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在整体上对区域创新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扭曲区域创新流，呈现倒U型影响；(2)根据一般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会依次产生创新促进效应—创新抑制效应—量质齐升的约束效应，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流产生先促进—逐渐弱化—最后促进的影响效应；(3)根据空间门槛模型间接效应估计结果，当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水平较高时，能够缓解知识产权保护形成的空间极化效应。     

高铁会影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吗？*——东北振兴的另一种思路

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在全面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和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基于东北地区147个县和34个城市的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高铁对不同行政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同时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高铁促进了城市和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高铁还会带来"鲍莫尔成本病",即高铁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铁在产业结构的虹吸效应中起到促进作用;高铁会通过抑制第一产业发展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高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要素产生影响.同时采用了4种方法检验高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相关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要素流动、政府干预和交通衔接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创新力场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辐射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破解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创新力场强分布不均匀导致区域创新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基于断裂点模型、创新力场强模型和创新辐射力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辐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力场强整体以“沪-苏-宁-合-杭-沪”为边界呈圆形网络分布，包括上海创新辐射带、苏州创新辐射带、杭州创新辐射圈、南京创新辐射带以及合肥创新辐射圈等五大核心辐射区；创新力场强分布不均匀，靠近核心辐射区的城市创新力场强密集，受到多重辐射效应，而边缘城市受到辐射效应微弱；周围城市创新要素量对创新力场强具有倍乘效应，可通过增加其创新要素量放大创新辐射效应。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引，遵循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从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发展的水平结构和外部性结构两个方面入手，就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对科技创新治理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逻辑推演。结合中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发展现状，对治理绩效低下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探讨，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强度结构是决定科技创新治理绩效的关键，而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水平偏低、内部结构失衡是导致现行科技创新治理绩效低下的根源。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外溢效应在不同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加剧了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结构性失衡，阻碍了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整体性提升，抑制了科技创新治理绩效有效增长。因此，应加快转变治理理念，逐步构建以“创新链”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创新治理模式；增强微观治理能力，构建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提升中观治理能力，实行科技创新管理机构垂直管理；优化治理环境，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环境和科技交易市场环境营造纳入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逐步构建与现代科技创新治理理念相匹配的科技创新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高铁开通、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基于PSM-DID模型的估计

本文以我国268个地级市为样本,通过PSM-DID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并对高铁开通带来的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开通促进了所在城市金融资源的更快增长并形成集聚效应。分地区来看,高铁开通对中部城市金融资源配置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而对西部整体没有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高铁开通对于金融资源占比较小的城市的资源集聚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另外,高铁开通有利于缩小省内和地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但反而扩大了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发展差距。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研究

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从人才、科研、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了协同创新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2016—2018年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有序度和协同度,并基于多维正态云模型,分析了2018年区域内各城市创新水平.结果表明,2016—2018年期间,区域内各地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变大,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向心力不足,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两核向周边辐射的局面.基于此,提出要认清发展格局,将"虹吸效应"转变为"带动效应"、进一步优化协同创新发展环境、细化双圈产业链分工,破题两地同质化竞争提高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     

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创新资源流动整合、知识技术溢出和市场规模扩大等维度深入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将长三角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为样本数据，综合利用合成控制法和PSM-DID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整体而言，长三角扩容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从不同区域看，长三角扩容对原位和新进城市创新水平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新进城市的影响大于原位城市；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扩容政策对科创走廊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强于非科创走廊城市，同时区域通达性改善也能够明显强化扩容对城市创新的政策效应；③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研究结论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建设长三角创新驱动示范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是中国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首先对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治理效果展开分析,提出假设1~4;进一步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SO2为典型污染物,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减排效果,以及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三种中介路径下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1).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为实验组,其它城市作为对照组,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影响系数为-1.3427,政策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水平,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2).分样本检验显示,京津冀地区政策效果明显优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高于欠发达地区,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异质性不容忽视。(3). 三条中介路径中,区域协同治理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污染减排效果显著,而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产生的间接驱动效果微弱。继续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政策落实中,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化特征基础上,重视中介路径的识别和可能带来的减排潜力应成为重要的政策优化方向。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遵循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构建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将城市治理效能量化并开展评价，提出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研究认为：(1)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内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2)分项看，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变异系数最大，以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为代表的区域治理评价最好；(3)生态治理与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浙江西南区域和安徽南部区域呈现出高值特征。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要加强区域协同强化经济协作、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内部文化价值挖掘与联动开发、强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建、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