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2018年CGSS数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家庭碳排放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研究其是否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核算家庭碳排放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与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家庭进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生存型消费,使得家庭碳排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对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影响越大;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正向作用,但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却没有影响;对东部地区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城镇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家庭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引导居民低碳消费,鼓励数字普惠金融更深层次、更加平衡地发展。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家庭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LMDI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陕西省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效应、住房面积效应和家庭规模效应是造成家庭碳排放上升的正向推动因素,而碳排放强度效应、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对家庭碳排放具有负向影响;2003—2017年,碳排放强度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家庭消费效应、家庭规模效应和住房面积效应呈上升趋势,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呈下降趋势。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可从碳排放贡献率较大的家庭消费、住房面积和家庭规模等方面着手,有针对性地缓解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碳排放。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口相关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变截距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2年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研究人口相关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通过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大部分省份的人口规模、人均消费支出、能源强度和城镇化对碳排放有正影响,只有北京和广东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是负影响,说明可能存在能源回弹效应。老龄化因素只在六个省份与碳排放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导致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家庭规模在大部分省份对碳排放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会增加碳排放。     

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家庭网络消费行为研究*

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业态和模式，已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力量。本文应用Probit模型及处理效应等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研究了家庭的网络消费行为。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地提升了网络消费家庭的比例和频率，且经过渐进的增长，网络消费家庭的总消费水平更高、消费结构较优，在城镇家庭里更明显。而通过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收入三种机制，普惠金融发展还提升了这些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额。异质性分析也得出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加深家庭金融参与程度，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帮助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迈过数字鸿沟，能更大程度上普及网络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储蓄增长对家庭能耗碳排放的区域异质性及政策应对

估计和预测城市居民收入变化对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对城市家庭消费部门构建低碳能源供应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估计了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家庭三类能源消费的直接碳排放量,建立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来识别城市家庭能耗碳排放增长和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与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家庭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城市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增加会抑制家庭燃气碳排放的产生,但对于城市家庭用电碳排放和城市家庭采暖碳排放,则表现出显著的推动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能否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消费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3,消费端碳减排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开展准自然试验，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作用机理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助推消费者偏好低碳化、促进产品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同时数字经济更容易降低南方地区、低碳电力城市和城市家庭消费碳强度，抑制了财务赤字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有待激发老年人低碳消费市场，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衣着消费碳减排作用依次递减，对食品类和文教娱乐类消费低碳化发展无显著影响。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效应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

采用1994—2014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在金融发展方面,金融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而金融效率与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技术进步方面,广义技术水平的发展增加了碳排放量,资本体现式技术、能源利用技术和环境技术水平的发展可以明显降低碳排放;环境技术水平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都大于能源利用技术和广义技术水平。同时可以得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的引致性作用对碳减排作用明显。     

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碳排放效率提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金融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2015年之后数字金融相较于2015年之前,发展更加迅速,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显著为正。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效率、经济发展质量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分位数回归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不同分位的碳排放效率存在异质性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存在负空间溢出效应。     

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家庭创业行为与商业保险行为在支付数字化与家庭消费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支付数字化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西部地区家庭更加突出；支付数字化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东部地区家庭更加显著。因此要大力推动支付数字化与相关知识的普及，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甘肃省农村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文章在测度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甘肃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9年,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其中畜牧养殖和农用物资投入碳排放占农业碳排放的93%,成为主要碳排放源;农用物资投入碳排放占比先升后降,而畜牧养殖碳排放占比先降后升,拐点出现在2017年,表明农用物资利用更加节约高效;农业碳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农业碳减排效率不断提升;农村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效率路径得以发挥,而非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业碳排放产生助推作用,农村金融效率每增加1%时,人均农业碳排放增加0.51 5%,绿色金融减排效应尚不明显,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碳中和势在必行;农业生产总值、农业现代化水平均正向增加农业碳排放。得出启示：重视农村地区绿色金融知识的普及,结合农业特色创新农村绿色金融产品,促进农业向绿色、生态转型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解决居民消费不平等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一个手段。本文利用2015—2019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其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基准回归和RIF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但现阶段却加剧了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传导机制检验我们发现,流动性约束机制和支付便利机制的不均衡与不完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协助通讯和互联网相关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要有意识地将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向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倾斜,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改善支付便利性来降低居民消费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