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98—2008年人口和GDP数据支持下,应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结合耦合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在大的趋势上存在耦合关系;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南高北低,围绕经济区中心城市聚集;人口和经济聚集的主要轴线为浙赣线,次要轴线为昌九线,并表现出先在昌九线集聚,后向浙赣线集聚的态势;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高度相关;根据耦合指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型和经济落后型五类区域。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框架,采用熵权TOPSIS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及空间集聚情况进行综合测度,解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判别空间协同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格局未突破,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县市,并向北演化。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范围逐渐缩小,主要在徐宿连和连淮盐交界分布。(2)江苏省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次冷点区域变动明显,主要分布徐州北部、连云港北部和江苏中部等。(3)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得到提升,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2)研究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就空间差异而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沿海地区高,内陆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就时间演变而言,各省份主要呈现“橄榄球”型耦合分布状态。就障碍因素而言,产业兴旺为影响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广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类型划分

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1)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2)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3)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4)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5)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山西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关系变化研究

基于山西省人口普查资料和GDP数据,利用地理集中度、ESDA以及区域重心方法,分析了2000-2010年经济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区域整体和区域内部对经济与人口空间关联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经济分布格局有较大改变,但由于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人口流动的滞后性,人口分布格局几乎不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在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出现极化现象,人口与经济不协调程度加剧的县域增加,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整体来看,2000-2010年山西区域均衡发展程度有所提高.     

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序演变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县域城乡老年人口空间差异与关联性,并结合空间回归模型对差异背后的机制进行解析。主要结论为:①城乡老年人口绝对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不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乡村老年人口始终高于城市,但增速较缓。②然而,乡村较城市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呈现"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③城市老龄化以东北三省、苏北及川渝为甚,乡村老龄化呈"三足鼎立"之势,以乡城人口流迁主导的城乡差异格局开始凸显,具体围绕长江三角洲、川渝、呼包鄂榆城市群郊县分布。城乡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乡村集聚性大于城市,区域不均衡较城市更明显。④新时期,人口迁移构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因素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各异,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文章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人口统筹发展指明方向,为城乡后社会主义老龄化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甘肃省县域单元农村空心化差异的PCA-ESDA测度

利用PCA-ESDA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了甘肃省县域农村空心化程度总体和局部空间差异格局。甘肃省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格局,高值区集中于河西走廊经济发达县域,低值区集中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和甘南高原等落后地区,在空间上体现出两极"俱乐部趋同"的集聚态势。按照各县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将甘肃划分为5个农村空心化区,并提出了分区调控对策。     

呼包鄂榆经济区县域经济的时空变化

采集呼包鄂榆经济区内38个旗县区2001、2005和2009年的数据,利用SPSS、AGCGIS、ESDA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空间相关分析和可视化处理,研究县域经济的时间变化、空间变化、空间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县域经济差异的年际变化曲线相对稳定,各县经济差异变化没有明显起伏;四种类型县域经济变化相对稳定,局部有明显变化;大城市的极化作用相对明显,而扩散作用明显不强;县域经济水平类型数量结构从"木桶型"向"橄榄球型"演变;县域经济水平的分布呈中心高、四周低的分异状态,经济发达县和高收入县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中部、呼和浩特城区、包头城区,低收入县主要分布在榆林市南部,集中分布;县域经济水平空间结构呈典型的"三核"形态,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东胜区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县域经济水平具有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即高值集聚、低值集聚的格局,高值集聚在鄂尔多斯中部,低值集聚在榆林市南部;热点区域主要是东胜区,盲点区域主要是榆林市南部8个旗区。     

边缘省区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以广西为例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人均GDP为测度指标,运用ESDA-GIS方法对1997—2010年处于全国经济边缘的广西区内空间差异格局进行分析,发现其县域经济已初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发展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但总体空间集聚水平仍较低。在局部差异方面,高—高类型区集中在桂南县域及柳州、桂林中心城区,低—低类型区集中在桂西及桂中县域。受空间相互作用影响,边缘省区内核心—外围结构显著。经济热点区在保持总体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进一步向桂南沿海的北部湾经济区集聚的趋势。经济增长也具有较强空间关联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快速跃迁,增长的空间差异缓慢缩小。进而,从历史发展基础、地理区位、开放开发政策和空间邻近效应等方面讨论了边缘省区经济空间差异的动因与政策启示。     

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与扩散特征

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静态空间分布基础上,以“金融密度”为衡量指标,考察2007—2018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与扩散特征,结果表明: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呈整体分散但相对集中状态,从形式上覆盖了31个省份,但实际覆盖空间非常狭小。②基于ArcGIS的村镇银行经济金融密度、人口金融密度和地理金融密度分析发现两个突出的空间扩散特征,一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虽然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但空间分布存在省级差异和地区不均衡;二是它们基本遵循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向经济发展欠佳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到人口密度低地区等空间扩散路径,但在面积相等条件下,人口密度、基础设施、信用体系、运营成本与金融风险等因素导致这一扩散路径逆转。③最后结合金融科技趋势,提出政策层面适度调整农村金融发展思路,将重心调整至“数字金融”探索改善金融可达性的建议。     

农村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探析

经济发展决定了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促进或者延缓作用.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协调,表现在人口增长惯性大、人口投资不足、结构失衡、劳动力隐性失业等方面.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了现阶段实现我国农村人口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南北视角分析

为探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采用我国2001—2020年间的省级数据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基于Dagum基尼系数测度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通过二次指派程序（QAP）从全样本期和不同时期考察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并尝试从南北视角对上述结果进行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衡特征,表现为南高北低的“阶梯式”分布格局。全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区经济差距在全样本期考察和分期考察中均存在明显影响,在南北地区中,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南方地区虽更早的享受到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红利,但其影响强度整体低于北方地区。     

农村金融发展、金融中介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1978-2008

文章利用1978—2008的年度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 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金融中介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并未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并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扩大农村金融供给,突破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同时提升支农贷款的效率是农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相结合,在ArcGIS和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影响因素3个侧面对1997--2010年江西省县域农村居民收入的时空格局及演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受1998年洪涝灾害影响明显;区域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缓慢扩大趋势,绝对差异呈现波动性缓慢扩大趋势;县域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显著,高值区在赣北及赣中集聚,低值区在赣南集聚,集聚呈两极分化现象;收入水平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显著的南北差异,差异有不断增大的迹象;重大自然灾害、交通区位、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区域发展政策及矿产资源等都是影响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时空差异的重要因素。     

梯度与层级——基于淘宝镇的乡村电子商务空间发展特征

我国乡村电子商务格局的判断多基于村域电商数据形成,对于镇域电商关注较少。文章从镇村相对数量关系出发将淘宝镇分为三类,对应不同的镇域电子商务发育状况;剖析各类淘宝镇的空间格局,呈现乡村电子商务的地域分布梯度和载体层级差异,更加全面地揭示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反映镇村两级都有较强电子商务发展潜力的"村强—镇强"型淘宝镇高度聚集于东部地区;反映村域电商发展相对滞后、而镇域电商整体发展较好的"无村—镇强"型淘宝镇分布范围最广,分布的梯度差异进一步缩小;"村弱—镇强"型淘宝镇分布广度与集聚强度均处于前两类淘宝镇之间。四大板块间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载体存在明显差异,乡、镇层级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展现出重要价值。基于不同类型淘宝镇的数量和构成特征,将省域乡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状况划为五个梯队,以浙江省为中心、"T"字型开发轴与京广线相叠加的乡村新经济发展结构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