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从政策工具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因素尤为必要。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前瞻性有效税率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其中“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业导向强化效应”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前阶段税收激励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投资转型,并且税收激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所处创新环境更好、高新产业、管制性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此外,税收激励与财政激励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加大“减税降费”改革力度、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金融监管是政府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政策手段,对新时代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助中国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与金融监管数据集,检验金融监管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这种影响随着企业外部地域属性和内部特征差异的变化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效果.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监管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水平,刺激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R&D与实物资本投资),并减轻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自身财务风险稳定提供保障,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增加.特别地,对于金融科技新业态的监管,使得企业融资的创新行为倾向更加聚焦.本项研究从微观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功能和内容上强化对金融监管的优化,是新时代下创新驱动转型战略发展的必由之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变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市场竞争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供应链集中度、降低战略差异度,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在较低的高管股权激励、非“四大”审计、高新技术企业中效果更显著。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规范数字科技战略下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融通创新?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但面对融通创新这一新的创新范式，其作用效果及机理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不同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向影响；相较于中小企业，大企业更能促进企业融通创新。作用机制表明，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影响经营风险、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技术实践应用则通过提升动态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越“凸”,而技术实践应用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本文探索了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为政府制定推进企业融通创新、发挥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视角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导向下,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文章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赋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绿色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在“事前”提高绿色信贷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信贷供给,又能在“事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赋能”,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既是以典型治理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的支持。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通过权益性融资、长期债权类融资、政府帮扶三种途径缓解企业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期限错配严重的企业以及理性借款的企业抑制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政府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