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民生服务及其减贫效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不断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政府提供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如何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基于公共支出的视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民生服务支出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中国贫困程度的降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的减贫效应没有显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增长对中国减贫事业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在减少,但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作用尚无法做出肯定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并给出了增强民生服务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与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农村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和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还是嵌套权重,农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意味着贫困分布呈现典型的"穷-穷"集聚特征,这一分布特征实际上从贫困角度验证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且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减贫效果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对医疗贫困等公共服务上的贫困,其改善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为"十三五"实施全面脱贫拓宽了视野.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的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新型城镇化各类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基础设施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拉动效应、间接拉动与推动效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效应,住房与基础设施支出具有负外部性效应。因此,优化公共服务支出结构,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供给侧改革与创新,深化财政与社会资本合作对于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及环保减灾五个维度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Moran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总体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但维度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服务和环保减灾服务是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的核心驱动力,而教育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则成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的短板。(2)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分布格局,且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3)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促进效用;农村人口密度则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负面影响;城镇化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具有相反影响。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及门槛特征——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

文章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与贫困发生率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明显,且具有空间外溢性,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公共卫生投入强度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后降低。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CHFS数据库中个人和家庭数据,补充信息变量对中国老年人口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对比了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对老年贫困的减贫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手段的不断深入,信息贫困呈现更显著的特征,信息维度对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影响超过了传统贫困中的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和心理维度。在减贫效应方面,城乡居民养老金能够有效缓解收入和资产贫困,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对六个维度的贫困均能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老年人口资产、收入、心理维度的减贫作用显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能够有效缓解六个维度的贫困。因此,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的物质贫困与非物质贫困的关系,尤其是扩大信息维度带来的减贫效应,同时对于城乡居民和职工两类老年群体,实施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     

市场机制、社会资本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多维减贫政策目标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的精准扶贫使得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显著下降,继续改善农村多维贫困是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本文在多维减贫政策目标下,考察了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两者作用的关系。基于2014、2016及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内生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以农地流转市场化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与农村社会资本都表现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进一步分析两者作用的关系发现,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具有显著替代作用,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更弱,更具体地表现为对集体社会资本而非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效应。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推进,集体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弱化了,市场机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多维减贫效应。异质性分析中,与区域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农地转入样本相比,区域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农地转出样本中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市场机制和个体社会资本对各维度贫困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也较为稳健,但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和互补作用在不同减贫渠道中均有体现。针...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错位”还是“精准”:最低生活保障与农户多维贫困

该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实证分析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有效改善农户多维贫困。通过解释机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不但存在"瞄准错位"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福利依赖"现象,进而弱化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机制与退出机制,更有利于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我国省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文在回顾和总结现有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基础教育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等六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11年我国各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对其呈现出的区域格局及区域差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多数省区处于中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分布格局上有所差异,但并不显著;我国省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外溢效应较为明显.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诉求,它包含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本文分析了财政支出、城镇化、居民收入三个因素与城乡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四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在关系,对2006~2013年的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检验。研究表明:增加公共卫生领域财政支出并不能立即改善城乡间公共卫生服务的巨大差距,单纯提高人均社会保障经费对缩小社会保障服务城乡差距也没有明显作用。因此,应该遵循"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的原则,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立稳固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城市和农村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于城乡比较的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优先序分析

为了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公平角度,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我国2003～2011年31个省(市、区)城乡公共产品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供给的不均等化程度,从而给出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优先序.实证研究表明: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程度最高的是医疗卫生,其次是社会保障,最后是基础教育,因此在优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需要优先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其次是社会保障事业,再次是农村基础教育.     

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及减贫效应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不仅能够为村民带来便捷的服务,同时也带来了可延续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可能,能够有效预防各种社会风险,减少致贫、返贫的概率,进而从根本上避免贫困的发生.本文拟从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出发,结合其减贫效应,通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减贫目标相结合,实现以扶贫为目标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进而有效利用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扶贫工作开展,最终实现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美构建.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FDI与中国贫困变动非线性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平滑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合我国1990-2010年间数据,对我国FDI在贫困减少方面的作用加以研究。结果认为:(1)FDI对我国贫困减少有显著影响,且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2)不同层面的FDI流入速度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显示出FDI贫困减少效应的区域依赖性;(3)FDI的减贫效应在1990—1995年间,对于国家、城镇、农村三个层面的贫困减少都有高区制的减贫效应。之后,城镇地区和全国总体而言,FDI的减贫机制多处于低区制内。最后,文章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FDI与中国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     

老年优待政策、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老年人身心健康

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以及手动收集的老年优待政策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优待政策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老年优待政策通过经济效应、服务效应、认同效应及社会互动效应等多维途径,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健康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群体可获得更大程度的健康效益,表明老年优待政策具有促进健康均等化的潜力。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城市,老年优待政策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这进一步强调了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资源条件对社会保障政策有效性和精准性的重要性。文章还分析了地方性老年优待政策的实施情况,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户籍限制,但即使对外地户籍老人,老年优待政策也呈现出显著的身心健康改善效果,这可能与良好的本地社会氛围和丰富的社会互动机会有关。文章结论为决策层面完善现行老年优待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持,从差异化服务供给、改善区域间公平性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