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及减贫效应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不仅能够为村民带来便捷的服务,同时也带来了可延续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可能,能够有效预防各种社会风险,减少致贫、返贫的概率,进而从根本上避免贫困的发生.本文拟从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出发,结合其减贫效应,通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减贫目标相结合,实现以扶贫为目标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进而有效利用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扶贫工作开展,最终实现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美构建.     

中国政府民生服务及其减贫效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不断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政府提供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如何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基于公共支出的视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民生服务支出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中国贫困程度的降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的减贫效应没有显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增长对中国减贫事业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在减少,但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作用尚无法做出肯定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并给出了增强民生服务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及门槛特征——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

文章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与贫困发生率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明显,且具有空间外溢性,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公共卫生投入强度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后降低。     

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政府可利用信息优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文章利用2010—2018年的CFPS数据测算我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并使用GMM模型探讨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多维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和下降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居中并与全国贫困水平基本一致。(2)财政分权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水平,财政分权可通过生产性财政支出与服务性财政支出促进多维贫困减缓,且服务性财政支出的减贫作用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3)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由此,文章从提高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实现高质量减贫;建立城乡减贫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间的联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之路,对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1-2016年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总量、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人均耕地面积、农村交通状况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抑制了农村贫困,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具有正效应但不显著。为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提出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实施差别化扶贫政策等方面的建议。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

西部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决定其乡村减贫的艰巨性以及转型振兴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西部地区脱贫县科学识别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给予针对性支持,可为构建先后有序、精准高效的乡村振兴帮扶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基于2019年西部12省区的830个县域样本数据,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结构等五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测算方法与筛选流程,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识别方法体系,开展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研究。经测算,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指数Ⅰ级、Ⅱ级、Ⅲ级与Ⅳ级的县域数量分别为137、195、459和39个;乡村振兴难度格局总体与我国地势阶梯类型分布较为吻合,自然环境差异导致要素空间分布与配置不均衡是乡村振兴难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进一步,从西部脱贫县中识别出17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县域普遍存在着生态环境恶劣、区位偏远与民族地区问题复杂、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设施配套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结构相对失调等问题。为系统谋划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战略转型,提出了分级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创新重点生态功能...     

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采用环境方向距离函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2011—2016年江西省54个贫困县域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特征及其对减贫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贫困人口和发生率加速下降,且在片区和非片区、国家贫困县和非国家贫困县、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之间形成明显的区域差异。(2)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减贫效应显著正向,且非片区、非国家贫困县或农产品主产区的脱贫效应明显高于片区、国家贫困县或生态功能区。(3)农民人均收入在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减贫效应中发挥直接和间接作用,以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脱贫为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的间接脱贫发挥重要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背景下,提高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对破解当前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及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村社会保障社区化：2020“后脱贫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经历了"集体化"、"社会化"和"社区化"等阶段,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社区化"趋势愈加明显。所谓"农村社会保障社区化",旨在强调农村除了享有"集体化社会化"特征的国家基本保障外,还应当及时发展农村社区组织、完善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从而有效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因而成为"后脱贫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鉴于"农村社会保障社区化"议题尚未得到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文章尝试结合乡村振兴背景,综合分析"农村社会保障社区化"模式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价值和发展路径,以期为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参考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