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态势与承接的空间格局

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并结合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下游2省1市产业转移的态势和中上游7省1市产业承接的空间格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下游2省1市大部分工业行业缺乏竞争力优势,产业转移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2长江经济带中上游7省1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综合能力差异显著,但在各个单要素评价指标方面,不同的省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表现不尽相同。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区域一体化是引领中国创新体系发展的关键举措,对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以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272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析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沿江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战略显著提升了沿江城市的创新能力;作用机制方面,长江经济带战略通过改善创新环境对城市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受城市区位、城市规模、科教资源等异质性因素影响,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效应存在分异特征,部分城市创新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政府干预是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调节因素。因此,建议重视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平衡发展,以适度政府干预为抓手,改善创新环境,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深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助力打造“创新型国家”。     

中国省域旅游业的竞争力评价及空间格局

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域为研究单元,借鉴和创新世界经济论坛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WEF),结合中国实际,从综合竞争力、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四个维度来构建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比较各省域旅游业发展的竞争态势,并运用ESDA空间分析法,有效揭示指标数据所反映的区域竞争态势之间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对其空间格局进行描述与可视化呈现。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通过将指标数值归一化为无量纲标量,再对因子层相应指标加和得到各省域旅游业发展四个维度的竞争力分值,研究表明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东强、中柔、西弱的分布格局;(2)通过GeoDA计算出中国省域旅游业发展四个维度竞争力的全局Moran’s I估计值分别为0.1904、0.1972、0.1724.和0.1205,均为正值,且正态统计量z值均大于0.0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1.96),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省域旅游各项竞争力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突出,竞争力强的省域和竞争力弱的省域分别趋于相邻,在空间层面上存在马太效应;(3)以(z,Wz)为坐标点,对变量所有观测值的标准化值z与空间滞后向量Wz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可视化的二维图示,得到中国省域各项旅游业竞争力的Moran散点图及空间关联图,反映出东部沿海省域和长江中下游省域的旅游业各项竞争力水平空间结构上已基本形成了较显著的HH型的连绵区,东北与西部省域则多数处于旅游业竞争力LL集聚区,两极分化的现象明显;(4)运用局部关联指数Getis-Ord Gi~*,采取Jenks最佳自然断裂分级法生成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的热-冷点区域图,研究表明,中国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热-冷点区呈现由东南向西南、东北、西北推移的阶梯状分布,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热点区的典型性核心-边缘结构。     

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基础及优化研究

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化是在互补性、通达性及介入机会等三大要素的长期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长江经济带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区域发展阶段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是空间互补的前提,网络发展水平决定区域间的通达性,空间竞争与介入机会成正比。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首先要构建GCT机构模式以实现空间管理体制创新;其次要通过优化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和空间通道,以实现空间结构要素优化。     

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采用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线性、非线性视角考察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科技创新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外开放背景下，这种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非线性特征，对外开放能有效规避科技创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边际效率递减困境；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科学处理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的关系，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长江经济带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三维距离的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9年28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研究省际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分析三维距离对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影响,探索通过区域创新能力构建促进创新强省创新绩效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省域创新绩效由低向高增长阶段对邻近省域产生回流效应;在高位增长阶段,对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经济水平差距大的省域具有回流效应;对空间邻接、地理距离邻近和经济距离邻近省域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原始创新力对区域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的促进越明显,且呈倒U型曲线趋势;经济水平差距是技术创新力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差距的关键因素;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是成果转化力空间正向溢出的关键因素。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比较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绝对值偏低,东、中、西差异明显,东西部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有“倒U型”的影响,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即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也会增加;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     

创新驱动视角下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动态综合评价

从创新驱动视角构建了企业创新驱动过程模型和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时序加权平均法实证研究2008-2013年我国内陆30个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化差异。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差异明显,呈现东强西弱格局,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较大,同时创新过程与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为各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政府实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改进超效率DEA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为了揭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科技创新效率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PCA-SE-DEA组合模型,对全国和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收敛性检验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上中下游省市科技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呈逐步扩大趋势;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较低省市的追赶效应尚不明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需要统筹协调,建立协同协作机制,构建全流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高整体科技创新效率。     

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

基于1999—2019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拓展的STIRPA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直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优化的同时,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发挥间接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提升,加快建成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建议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全面激发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活力。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空间溢出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运用SBM-DDF模型和Luenberger分析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技术创新贡献程度,综合运用泰尔指数、收敛分析、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地区差异和空间溢出。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技术创新改进和技术规模效率是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但随着空间距离增加,空间溢出效应逐步减弱。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应综合运用差异化措施促进工业技术创新,加快共性技术研发、合作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评价及空间特征研究——基于创新驱动视角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本文基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以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PCA-SDEA模型对2009—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进行测算,进一步根据测算结果,运用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省际之间与地区之间人才创新效率差距较大,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省市领先于四川、云南等省市,长三角地区领先于中三角和泛成渝地区;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差距无明显收敛趋势,且落后地区对先发地区的追赶效应尚不明显;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的重心位于湖南省岳阳市附近,其空间分布格局呈东偏北-西偏南的方向特征,并有向北分散、向西极化的趋势。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内在动力和空间效应已经形成;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短期正向效应;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应当强化综合机制效应,保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提升财政投入绩效,有效激发科技创新投资支持产业升级;作好政策统筹协调,发挥各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作用。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四大核心技术深化金融发展,科技与金融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需从动态层面研究其互动机制。基于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PVAR动态模型对全流域、分区域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互动关系显著,但互动机制在各流域有所差别,且均未形成长效机制。从控制变量贡献看,下游地区金融和科技具有较强的惯性效应;中游地区二者受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为显著;上游地区科技与金融发展部分得益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进一步指出,科技赋能金融,金融服务科技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普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