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环境、所有权性质与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1—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据sh in和stu lz与Jeffrey的模型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环境和所有权性质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相比于非国有的企业集团,国有集团的内部资本配置是无效率的。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状况的改善,国有集团相比非国有集团,在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     

资本配置、管理激励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通过构造了一个多分部企业内部跨期资本配置模型,本文考察了内部资本市场的管理激励和配置效率问题,这是对企业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的一个综合和扩展。本文的模型把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论”和“无效率论”结合到一起,分析表明,在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重新配置资本并能诱使两个经理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可能高于、低于或等于两个单分部企业组合的效率,而不只是其中的某一种结果。     

转型期资本结构行业特征与资本风险配置效率

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市场的资本风险配置效率。通过对样本行业资本结构状况的统计分析 ,得出行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收益风险不匹配 ;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风险配置处于低效配置状态。究其主要制度根源是公司上市的目的不纯及对公司股权融资的监管政策不合理。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投资者保护、政府干预与资本配置效率

笔者借鉴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从行业和地区两个层面分析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政府干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但政府干预会弱化这种改善的效果。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进一步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通过改善外部制度环境来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     

会计制度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2006年我国新会计制度改革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范围,这对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和价值相关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会计制度改革对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会计稳健性为切入点,研究新会计制度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运用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并改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产权性质、产能过剩问题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文章以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和产能过剩对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民营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中央控股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与地方控股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无显著差异;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非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宁夏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基于Jeffery Wurgler的投资弹性系数模型,使用宁夏工业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宁夏2004-2014年的资本配置效率.结果表明:宁夏近十年来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水平需要提高.在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中,宁夏传统的以能源、化工、金属冶炼为主的支柱型产业表现出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却不高.     

我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资本配置效率是衡量股票市场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股票市场通过企业上市、配股和增发等方式,将资金配置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那么,我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的效率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股票市场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间分配资本的效率问题。一、股票市场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越快,那么这个地区资本的回报率会高一些,对资金的需求会越强烈。我们在此用不同地区的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该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标志。在不同地区实施有效的资本配置,意味着高增长地区通过股票市场所筹集资金…     

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工业资本收益率和配置效率测算及分解

本文利用1999-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资本收益率,在此基础上基于资本边际收益均一化理论测算了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并利用份额转换分析方法对工业资本收益率进行行业间分解,结果显示:(1)中国的工业资本收益率在近十年内大幅提高,而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很小。(2)中国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的增长是由于资本收益率自身的增长效应带来的。工业资本效率的改善更多体现在总量效率上,而投资结构缺乏效率。本文的发现对反思和探讨产业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知识资本区域配置水平、效率与均等化指数测量

效率与公平一直是国家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而知识资本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关系到区域统筹与协调发展。在系统分析国家知识资本区域配置水平、效率、均等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综合测量模型,并通过2010-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各省市知识资本配置水平相对较低但平稳增长,在空间布局上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趋同;区域知识资本配置效率具有较高水平,但在空间布局上与配置水平差异显著;知识资本浪费情况普遍严重,不利于区域间协调发展,部分欠发达省市可能会陷入“贫困陷阱”;区域知识资本配置均等化指数偏低,知识资本的空间配置表现不均衡。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优化国家知识资本区域配置的建议。     

隐含资本成本估计方法的适用性问题——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隐含资本成本对于金融投资决策和资产估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隐含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具有避免标准资产定价模型估计公司层面资本成本的误差问题、不依赖于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设定以及信息含量丰富等特点。本文梳理和比较了隐含资本成本的八类估计方法,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际测度。单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支持OJN、GGM、CT三种方法对隐含资本成本估测的效果更好的判断;多元回归分析显示,GGM和CT两种方法的计量结果较为理想,能更准确地反映风险,并可作为预期收益的无偏估计。     

A股上市公司的综合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从内部报酬率的视角观察

本文根据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对Fama和French( 1 999)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 ,通过估计 1 990— 2 0 0 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以及各行业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和成本内部报酬率 ,为市场整体及行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率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本文发现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偏低 ,该证据与中国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被严重高估以及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动机相关。制度环境是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而二元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具有内生的过度融资动机。本文还总结了 1 990— 2 0 0 1期间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的若干特征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承袭刘芍佳、孙霈和刘乃全( 2 0 0 3 )一文所使用的“终极产权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我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 2 0 0 3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 0 0 1年至2 0 0 3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其政策含义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抓大放小”,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     

风险投资参与对中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折价的影响——不同证券市场的比较

本文考察中资企业在不同市场上市时风险投资的参与是否影响首次公开发行折价。研究发现,在大陆中小板和香港主板市场上市的中资企业中,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IPO折价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支持声誉效应假说,即风险投资机构以IPO折价来提早退出投资项目,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声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在美国市场风险投资的参与对IPO折价则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从业时间短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参与投资的公司上市时的历史也较短;风险投资进入企业的时间越长,IPO折价水平也越高。这两个检验都验证了风险投资机构通过IPO折价提早退出投资项目,进一步支持了声誉效应假说。     

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性契约

本文从我国法律环境薄弱的转型制度环境出发,将管制视为法律机制欠缺的衍生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管制权力可能外溢,构成隐性契约。以我国IPO遴选管制权为例,本文认为,证券管制机构在各地区间分配IPO资源时,会考虑各地区上市公司发生丑闻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证券管制机构的这一做法,并无明文规定,属于管制权力的外溢效应,这是一种无形的游戏规则,事实上形成了隐性契约。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理性,会做出履行与否以及履行多少的对策。上述分析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的政府管制作用、契约形式和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发现和证据。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