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保险: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助推器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伴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企业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专家将这些遇到的困难形象地概括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三M’鸿沟”,所谓“三M”即money(资金),market(市场)和management(管理)。首先,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出去”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资金不足,包括企业自身的资金问题和融资方面的困难;其次,许多企业缺乏整个海外市场的网络渠道,更缺少懂得国际市场、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和实施项目的专业人才;再次,企业对内部的管理水平不高,不能保持企业稳健持续的发展。由于存在这三方…     

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必须严防风险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包括:对外投资兼并、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业合作开发、对外工程承包、境外高科技和智力合作、对外劳务合作和金融贸易服务领域合作等。我国企业不少“走出去”的项目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也有不少项目是失败的。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对外投资是亏损的。一些有识之士呼吁:进军国际市场必须严防风险。从笔者搜集的材料来看,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存在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我国多数企业由于缺乏拥有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缺乏营销渠道,在国际市场上缺乏…     

我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包括:对外投资兼并、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业合作开发、对外工程承包、境外高科技和智力合作、对外劳务合作和金融贸易服务领域合作等。我国企业不少“走出去”的项目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也有不少项目是失败的。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对外投资是亏损的。一些有识之士呼吁:进军国际下场必须严防风险。从笔者搜集的材料来看,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我国多数企业由于缺乏拥有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缺乏营销渠道,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高铁“走出去”:成绩、问题与对策

正近年来,中国高铁异军突起,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迅速走向国际市场。但中国高铁的出口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缅高铁项目被喊停,中泰"高铁换大米"项目也遭遇挫折,中国高铁进入中东欧市场也面临一系列地缘政治与规制性风险。本文在对中国高铁发展成就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高铁"走出去"面临的实际问题及其背后原因,随后对中国高铁"走出去"提出政策建议。一、中国高铁的发展情况     

完善金融先行战略体系助推中国对外承包企业“走出去”进程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需要，政府和各大金融机构通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承包企业是“走出去”的一支主力军，中国对外承包企业“走出去”方式经历了从项目分包到项目总包，再到项目投资的提升过程。而每一次阶段陛升华都建立在金融支持与创新的基础之上。企业能否高效、顺畅的“走出去”取决于相关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的支持是否已经就位，即是否已经“金融先行”。     

WTO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积极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是在加入WTO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战略选择。要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必须解决认识问题，突破认识上的“误区”，其次是要选择好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包括企业投资方式、出资方式、行业以及区位等方面的战略。最后企业要真正“走出去”除了发挥其本身的积极性外，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     

咨询设计"走出去":障碍与超越

我国的工程咨询设计要“走出去”的问题提了不少年,咨询设计企业也“走”了不少年,但还是踉踉跄跄,“走”得并不理想,究竟是什么原因?本人认为,是观念问题,实力问题,更是体制问题,因而需要各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给咨询设计“走出去”以更加广大的空间。如何认识咨询设计“走出去”在咨询设计独立自主地“走出去”的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在企业的管理层中,更不能说是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不能不反复、经常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最基本的讨论。首先,咨询设计“走出去”是扩大我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需要。多年来,我国的国…     

"走出去"要解决四大问题

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展的。2000年,中央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推动“走出去”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新阶段往往面临新问题,下面结合河北省实际从企业和政府这两个角度分析“走出去”战略实施中思想和实践上急待解决的四大问题。一、谁来走既然“走出去”的目的地是国际市场…     

商贸企业集群式如何“走出去“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且已经形成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集群式”走出去的方式。相比之下,商贸企业“走出去”多处于自发状态,不仅没有形成关系较为密切的产业集群,也没有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形成紧密的衔接。     

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体制和政策研究

“走出去”有着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企业通过贸易方式“走出去”,也包括企业通过开展对外工程承包、设计咨询、劳务出口“走出去”,还包括通过境外投资,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充分运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带动商业、技术和劳务的出口等内容。境外投资是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最为重要     

中国旅游企业“走出去”的路径与模式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加深和中国旅游市场日渐开放,跨国旅游企业凭借自身的诸多优势纷纷加快了对中国旅游市场份额的争夺,使得中国旅游企业国际竞争愈加激烈。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具备条件的旅游企业也应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的机遇,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旅游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决策性问题是对可选择路径与模式做出最有利的选择。据此,在中国旅游业现有发展基础上,提出中国旅游企业可通过国际旅游接待、分销渠道构建、跨境旅游服务、管理合同、特许经营、绿地投资、收购兼并等七种基本路径＂走出去＂,并根据服务出口、协议签订、资本投入三个划分标准,提出了旅游出口、旅游契约、旅游投资三种＂走出去＂模式。     

“互联网+”环境下企业创新系统耦合研究

“互联网+”环境为各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应抓住机遇、明确方向、积极进行创新发展。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以耦合关系为切入点,研究了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合作关系,探讨了包含动因、要素及开放式螺旋模型的耦合机制。以小米公司为案例,分析了我国科技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关系的发展过程与表现,为今后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进行创新耦合提供了借鉴。     

全球价值双环流下中国ICT民族企业“走下去”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处于国际分工枢纽地位，从国家—企业特定优势二维视角探讨中国OFDI民族企业“走下去”能力的影响机理，重点关注不同环流的路径选择，并以2005—2015年ICT行业70家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走下去”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行业GVC地位指数测度的东道国特定优势提升将有助于中国ICT企业生存能力提高，尤其是对选择进入下环流国家及位于产业链下游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母国地区差异性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得以证实，珠三角地区和金融危机前“走出去”的企业更加能够受益于东道国行业GVC地位提升，继而提升企业长期生存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时间价值、空间意义与约束条件

中国铁路特别是中国高速铁路的横空出世,已经或正在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铁路走出去的时间价值和空间意义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推动力。所谓铁路走出去的时间价值,即由于快捷及交易成本的降低,铁路会成为交通出行和物流运输的优先选择,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带来福祉。所谓铁路走出去的空间意义是指铁路尤其是高铁的互联互通,必将引起“一带一路”沿线空间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改变国内和国际经济不平衡状态,带动中国西部和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积极面对诸如沿线国家需求不同、沿线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沿线国家铁路标准不统一等约束条件,提升铁路运输的时间价值和空间意义,推进中国铁路走出去。     

高层管理者“刚健有为”思想量表设计及其对企业战略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适时的战略创新是企业应对当前竞争环境恶化的关键举措。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微观视角，构建并检验高层管理者文化主导信念——“刚健有为”思想测量量表及其对企业战略创新的影响模型，揭示高层管理者“刚健有为”思想对企业战略创新的作用机制。采用68家企业293份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因子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刚健有为”思想量表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3个维度构成；高层管理者“刚健有为”思想对战略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层管理者“刚健有为”思想对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层管理者学习导向和员工人力资本共同正向调节高层管理者“刚健有为”思想与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组织惯例更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战略创新水平，并在高层管理者“刚健有为”思想和战略创新间起中介作用。结论可为企业实施战略创新，在复杂恶劣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管理启示。     

从“工荒”看企业的根植性

企业根植性理论提供了一个联系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视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的依赖表现为企业内部制度的某种缺陷,即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像科斯等所言,要与雇员签定较为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不确定性,内部制度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于是出现了“工荒”。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内部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企业根植性的又一具体表现。构建劳动力市场三方机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面向“一带一路”的企业技术标准联盟合作意愿研究——基于领导—追随者网络一致性模型

基于领导—追随者网络一致性模型,分析联盟规模、结构和领导者位置等因素对“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成员合作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本土制造网络情景下中国企业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更强,而本土供应商为领导者联盟的合作意愿较弱;(2)委托代理网络情景下“一带一路”沿线主体领导联盟的合作意愿较弱;(3)产业链网络情景下靠近产业链中部的主体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更强;(4)对于互联互通网络而言,无论哪个企业为领导者,合作意愿都相同;(5)抱团出海网络情景下中国企业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最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探究联盟网络特征与联盟合作意愿间的关系,为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提供新分析框架,对于中国企业发挥“一带一路”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合作引导者作用和联盟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A 3D theoretical model for green management：a case stud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ompanies that not only abide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ut also discover new techniques and adopt newmanagement methods to reduc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te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In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ustain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management isdeveloped and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management theory of the 21st century. Though there are manytheories and practices about green manage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y are built based on the developed marketeconomy, which are not suitabl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bsolutely. By analyzing the viewpoints and models of theoverseas and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combining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points outthe real connotation of enterprise green management -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harmony （harmony between humanand nature） with human harmony （harmony among people）, establishes a 3D theoretical model, points out the defects ofenterprise＇s green management in China, reanalyzes and redesigned enterprise green management, which paves the wayfor the deeper and broader development of green management.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韩国三星公司构建全球研发网络的经验借鉴

全球研发网络是由某企业主导,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或建立研发合作关系的一种组织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它是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延伸。以韩国三星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其构建全球研发网络的动机、切入路径、吸收能力、技术扩散4个方面入手,分析三星公司构建全球研发网络、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经验,归纳出三星公司在构建全球研发网络时从“获取—吸收—改进—创新”到“创新-超越”道路的演变,提出三星公司发展经验对我国企业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