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人才政策、人才需求与初创企业成长绩效——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初创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加不确定,初创企业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高速成长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选取南京市3家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对该市政府实施的人才政策及3家高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最终构建了高科技初创企业成长绩效提升路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高科技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将人才需求与市级政府实施的人才政策进行匹配,寻求市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找出限制自身成长的瓶颈,并通过整合资源实现科技创新,从而不断提升自身成长绩效。     

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双元学习视角,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考察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85份有效问卷数据,利用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导向有利于提升初创企业绩效;网络导向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对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一项基于Meta分析的检验

企业发展与宏观政策环境密不可分,关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有诸多未解之惑。根据企业绩效的具体内容将其细分为企业经营绩效、创新绩效以及投资绩效,采用Meta分析方法,揭示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3个方面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二者关系的调节因素。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绩效,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由于存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和政治关联等调节因素差异,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存在分歧。结论能够为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借鉴,并为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公共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基于竞争视角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益严厉的环境规制,企业应如何应对以提高财务绩效?论文基于竞争视角,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理论模型,以161家重污染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外,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竞争战略、获得企业绩效指明了路径,也为优化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的655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模型,对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市场竞争程度对民营企业的创新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制定的创新激励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税收等行业政策及创新抑制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自主创新战略比成本领先战略更适合于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降低市场竞争压力、获取额外资源,从而提升创新绩效。     

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管理者社会联系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网络观,构建了管理者社会联系、企业创新活动与嵌入环境的研究框架。探讨了管理者社会联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创新活动嵌入环境的调节作用联系。应用回归模型对来源于210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联系和政府联系都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环境不确定性会减弱商业联系正向作用,加强政府联系正向作用,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政府联系也更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企业规模会加强政府联系正向作用,但对商业联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相比于商业联系,企业规模对政治联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     

分布式创新、组织特异性免疫与企业成长绩效研究

基于组织特异性免疫视角,构建分布式创新、组织特异性免疫与企业成长绩效3者关系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以我国境内的中外跨国企业为背景,结合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对假设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分布式创新3个维度分别对组织特异性免疫和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特异性免疫对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分布式创新3个维度可通过组织特异性免疫对企业成长绩效产生间接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分布式创新影响企业成长绩效的内在机理,为企业通过分布式创新增强自身免疫力,提升成长绩效提供科学路径。     

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研究

本文对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进行研究,包括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构成和环境与高科技企业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对策。     

高科技创业企业成长要素与战略选择研究

高科技创业企业是如今创业活动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也是高科技产业化进程中的主力军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为创业企业提供系统支持,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文化氛围,帮助其顺利成长已被各界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分析高科技企业在创业成长不同阶段的关键要素,提出高科技创业企业应该结合阶段性成长特点、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内外交互方式作用的不同进行动态的战略选择,来构建创业竞争力,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实现持续成长.影响高科技创业企业成长的外部要素包括经济、政策、人才与文化环境;内部要素包括创业者与创业团队、技术创新、资本与商业模式;耦合要素包括孵化器、助推器、大学科技园、产业联盟和中介机构;高科技创业企业在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成长对这些要素具有不同的需求,应分别采取专业化、差异化和多元化战略.     

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

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政府人才激励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梳理,从政策工具视角,将政策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3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揭示并检验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我国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偏向于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应用,而对需求型政策应用不足、存在缺失;3种类型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均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对于政府完善人才政策、高技术中小企业改善职工薪酬投入、优化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具有重要启示。     

人才政策营销的要素内涵与作用机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性研究

人才政策一直是我国抢占人才高地、谋求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但是，在积极向好的总体趋势下，区域间人才政策内容同质化与持续加码的财政压力、部分人才专项经费过剩相互叠加，形成当前国内人才政策在内容创新层面的“内卷”困境，亟待寻求政策内容以外新的竞争增长点。以此为出发点，将营销概念引入人才政策，遵循方便取样原则，选择浙江省96名人才政策工作者和人才政策目标群体作为深度访谈对象，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提炼出与人才政策营销相关联的6个理论要素。结合访谈过程中涌现的问题主线与既有理论线索，构建人才政策营销机理模型，刻画人才政策营销发生作用的3条解释路径，即政府行为—人才体验机制、交换机制、主观能动性调节机制。     

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协同创新网络和人才集聚效应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已有文献很少对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进行研究。基于太原市168家科技型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网络对人才集聚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才集聚效应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才集聚效应在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国离世界人才强国有多远

人才强国建设对于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内涵和任务目标，构建世界人才强国评价指标维度和体系，采用标杆分析法对标美国等典型世界人才强国，探讨中国建设人才强国的现状特征以及与典型世界人才强国的距离。结果显示，中国仍处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高层次人才集聚、人才培养与吸引、人才效能发挥3个评价维度得分相对均衡，尚未形成某一方面的明显竞争优势。全球顶尖人才集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吸引人才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构成当前中国建设世界人才强国的短板，亟待培养造就和吸引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完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制度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知识溢出对中国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国际创新型人才流动的视角

从国际创新型人才流动的视角,利用2007—2010年中国21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知识溢出对我国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知识溢出和企业员工平均R&D投入共同决定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国际创新型人才流动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并通过海归人才流动和跨国企业人才流动两种途径对中国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相互加强的效应;产业FDI强度与产业内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负相关。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企业视角下人才流动动因研究

当前从企业角度分析人才流动动因的研究较少，且样本异质性不足。使用Price-Mueller雇员离职模型原理构建人才流动影响因素，在增强样本异质性条件下，采用有序和多分类离散Logistic计量分析模型，从企业视角定量研究其不同性质、结构形式、行业、规模、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性风险概率和动因。结果显示：民营/私营企业、信息产业技能型人才流动风险较大，人才流动具有主营收入和人员的规模效应；各分类条件下流动影响动因差异显著，一般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较多关注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科研和管理型人才更注重培训、学习、晋升机会和企业文化、制度等，同时不少人才逐渐将工作和家庭生活质量与环境作为其流动主要动因，人才流动新特征逐渐显现。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劳动雇佣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经济后果。以上市公司是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主要影响机制。最后,企业劳动雇佣的增加还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不仅有助于从企业劳动雇佣视角丰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还可以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视角拓展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仅可以提高社会福利,还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实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预期目标。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和扩大就业规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