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实证研究——基于跨境电商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耦合发展视角

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亟待解决，跨境电商是当前形势下实现促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文章对跨境电商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耦合发展的机理深入分析，基于2012—2020年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结合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二者耦合关系，探寻跨境电商平台推动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提出推动产业升级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工业互联网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和服务载体,并渗透到产业与企业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制造业产业融合水平。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工业互联网视角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关系,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水平对产业融合的作用机理,检验制造业升级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对技术融合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升级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融合三者间关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产业升级北大核心CSSCI

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行政垄断亦为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不可忽视的问题。从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环节攀升的途径出发,构建一个包含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制造业升级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点,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下行政垄断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是实现升级的有效方式;但行政垄断会直接抑制我国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向更高端环节攀升又会减小行政垄断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     

中美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的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增加值、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而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内增值率指标上,中国的表现却远不如美国,说明中国并不具备产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大而不强”.全球参与度逐年降低,说明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缺乏可持续性,当前制造业的低端创汇模式不可持续.因此需积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掌握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从而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的可持续性,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皖江经济带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而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基于2011—2020年皖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皖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优化是其影响的主要途径。因此,要抓住数字经济赋予制造业的机遇,实现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走出具有皖江经济带特色的“数字经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转型之路。     

双向FDI协同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跨国面板数据,探讨双向FDI协同互动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调控力、行业规模、资本投入强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两条路径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全面推动双向FDI协同互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助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

劳动力迁移会对劳动力供给的空间配置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一般包括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本文选取2002—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劳动力迁移和制造业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劳动力迁移会促进流入地制造业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但不利于制造业的高级化.只有在外资规模较大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迁入才会对本地的制造业高级化产生积极影响;外资规模、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利于增强劳动力迁移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未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先进制造业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以西部装备制造业升级为例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城镇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挤入挤出效应的考察

城镇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存在产业关联和资源配置竞争。协调推进城镇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识别两者的互动关系。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本文在对房地产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进行挤入挤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与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互动概念框架。基于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实证策略,利用我国2002—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3SLS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土地偏向的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投资产生明显挤出效应,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微弱挤入效应,城镇化对制造业升级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与全国整体情况一致,而中西部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对传统产业投资也产生了挤出效应;以高技术投资表征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微弱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阻滞的条件组态研究——基于19个细分行业的质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趋势不断凸显,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阻滞问题日益复杂化。为准确识别多重阻滞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从创新投入、制度环境和国际知识溢出3个条件维度出发,对中国19个高技术行业进行差别化升级组态分析,探索不同前因条件与产业升级的一致性联系,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破解新时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之困”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战略风险及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产业集群发展为我国成为世界制造第一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扮演着"打工者"角色,被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这种低端锁定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给我国产业集群带来了巨大的战略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风险是理论界和实践人士必须研究并解决的重大课题。首先,阐述了我国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客观事实;其次,研究了全球价值低端锁定导致的战略风险;最后,提出了规避战略风险,实现战略转型升级的路径。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2015—2018年1881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为我国制造企业提供了转型升级的新机遇,当前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亟待评价。从体现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益增长、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社会共享5个维度,构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1 881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组合赋权-TOPSIS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评价。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企业总体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合作和效益增长能力表现较好,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及社会共享表现较差。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制造企业应积极作好长期建设准备,稳步促进高质量转型升级,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企业运转效率,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强社会责任管理。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产业转移、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研究

全球价值链理论阐释了产业发展的全球布局特征与价值分配规则,产业升级则表现为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产业升级问题,其前提是依托产业转移,在正确评估产业自身发展阶段与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寻找适当的机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中端嵌入与高端嵌入）。产业升级的路径则是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延伸的方向必须结合产业特征,根据价值链动力机制（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与混合型驱动）来确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细分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特征、企业特点与地区差异。即使是同一产业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在发展方向与战略上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升级的方向也不同。作为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结构调整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我国目前面临的多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低下,因此驱使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路径向上拓展升级就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的制造业大国格局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使我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拓展升级的路径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自主品牌的策划营销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鼓励和引导,并在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加以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