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医疗保险对老人临终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2-2014年CLHLS死亡人口数据,借助样本选择模型、两部分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首次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医疗保险对老人临终总医疗费用支出和自负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既显著提高了老人临终医疗服务利用,也显著降低了自负水平。不同类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对临终医疗服务利用影响存在差异,医疗保险类型对临终医疗服务利用具有直接效应,医疗保险水平发挥了中介作用。医疗保险覆盖率在死亡年份影响临终医疗服务利用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我国应该通过实行健康老龄化战略、加强死亡教育、发展临终关怀和完善医保监管等措施控制临终医疗支出增长以促进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并提升临终老人生存和死亡质量。     

医疗保障水平与中国家庭的医疗经济风险

利用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大病冲击下中国城镇家庭医疗经济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医疗保险的作用发挥。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慢性病人数、家庭年龄是增加家庭医疗经济风险的主要因素;医疗保险降低家庭医疗经济风险的作用明显,医疗保险报销水平越高,其作用越大;医疗保险有效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但对慢性病、老年家庭的作用有限。因此,政府部门需重点控制低收入、慢性病、老年家庭的医疗经济风险,并针对不同人群特征制定不同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     

新农合、灾难性医疗支出与贫困脆弱性

新农合制度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时,该缓解作用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新农合对不同收入居民的影响都很显著,灾难性医疗支出冲击下新农合对较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居民,存在逆向再分配.因此,我国应继续拓展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可及性,减轻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加强医保对农...     

道德风险还是医疗需求释放?——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评估入户调查”2007～2011年微观数据,采用IV Probit模型、Treatment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医疗保险的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结果表明：医疗保险事前道德风险并不存在,人们在有医疗保险之后并不会增加不健康行为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自负医疗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低于40%时,自负医疗支出对生活支出没有挤出,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显著促进作用更多的是事后道德风险因素而非医疗需求的释放,而在40%以上时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不足,没有观察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医疗保障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政策关注点更多的应该是提高保障水平使医疗需求合理释放而非减少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未来随着保障水平的提升,道德风险会逐渐成为主要问题。     

长期护理保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基于青岛模式的合成控制研究

本文选取2000～2016年中国包括青岛市在内的3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首次量化评估了长期护理保险对医疗费用支出的政策影响。研究发现,青岛市在实施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之后,人均医疗费用短暂下降,随后迅速持续增高,总体上升幅度约为6.18%,且评估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发现,青岛市医院的医疗费用支出增长变动不大,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支出显著增长。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对医疗费用增长的结构性影响为长期护理保险引起医疗费用不降反升提供了解释。在护理需求甚至医疗需求均受到长期抑制的现实背景下,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将发挥释放需求效应,并能有效调节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有利于实现整个医疗服务产业的优化配置。长期护理保险仍需加强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分工与配合,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道德风险还是医疗需求释放?——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增长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评估入户调查”2007～2011年微观数据,采用Ⅳ Probit模型、Treatment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医疗保险的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结果表明：医疗保险事前道德风险并不存在,人们在有医疗保险之后并不会增加不健康行为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自负医疗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低于40％时,自负医疗支出对生活支出没有挤出,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显著促进作用更多的是事后道德风险因素而非医疗需求的释放,而在40％以上时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不足,没有观察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医疗保障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政策关注点更多的应该是提高保障水平使医疗需求合理释放而非减少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未来随着保障水平的提升,道德风险会逐渐成为主要问题。     

基本医疗保险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及社会冲突感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08）的数据验证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以及社会冲突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之后,三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均具有显著性影响,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相比较,新农合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最高,达到24.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次之,达到21.5%;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最弱,达到12.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对社会冲突感有显著影响。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相比较,拥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社会冲突感低13.3%,拥有新农合的人社会冲突感低17.8%。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社会冲突感没有显著性影响。     

社会医疗保险对少儿家庭医疗负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少儿家庭有关少儿的医疗负担的经济影响。从少儿家庭医疗负担的绝对值、相对值和少儿家庭发生大型医疗支出的概率三个角度选取相应指标,将样本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并分别运用两部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医疗保险能够显著地降低少儿家庭自付医疗支出的相对值,但对少儿家庭自付医疗支出的绝对值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即对城镇样本的影响显著,而对农村样本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医疗保险对少儿家庭发生大型医疗支出的概率整体上来说无显著影响。应通过扩大社会医疗保险对少儿的保障范围、缩小城乡间医疗机构硬件设施和软件配置的差距以及呼吁少儿家庭采用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相结合的形式,帮助少儿家庭减轻医疗负担。     

收入差距与最优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一个理论模型

目前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市场中呈现出低收入者低保障,高收入者高保障的局面。本文采用福利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内存在收入差距时的社会最优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会产生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损失。模型分析发现,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和道德风险的强度在高低收入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当保险项目存在组内收入差异时会引起收益分配不公;当存在组间收入差异时,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项目的社会最优保障水平应严格高于高收入人群的保险项目。因此,将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向低收入者拥有更高的医疗保障的方向推进,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     

老龄化背景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变化趋势及对策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本文构建了老龄化背景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变化趋势的量化分析模型,然后利用吉林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抽样数据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显示2010-202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将使吉林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年增长约0.92%,基金支出年增长约3.55%,在2021年左右面临支出大于收入的风险。对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政府主导构建医疗保险基金储备、利用数据优势完善医保支付方式、倡导医疗服务的理性消费。     

医疗保障与老年医疗消费的实证分析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医疗保障密切相关.本文运用Logistics回归和两步估计样本选择模型考察了医疗保险对老人医疗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医疗保险能增加老年人的医疗利用水平但未能减轻医疗支出水平;人口禀赋因素是影响老年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决定因素,并通过交互作用影响老人的消费行为;老人医疗消费的健康效应强于收入效应.在实践中应首先从制度安排上为医疗保险提供明确的政策信号其次应为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最后应为老人营造温馨的氛围,从而减少医疗消费.     

灾难性卫生支出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分析

研究灾难性卫生支出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5年CHARLS全国数据,分析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和因病致贫率分别为16. 5%和8. 6%,实际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家庭平均将64%的非食品消费支出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家庭规模和健康特征变量、经济特征变量、地区特征变量对家庭是否受到灾难性卫生支出具有显著性影响,家庭规模较小、健康状况较差、经济实力较弱、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更容易受到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为提高居民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本文建议,应建立基于预防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加大对易发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家庭的支持,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合理确定自付医疗费用水平。     

我国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本文运用CHNS数据库1989~2009年的微观数据,考察我国商业医疗保险购买决策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前者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后者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不存在,而道德风险存在,在控制健康、收入等因素的情况下,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的人显著增加了医疗支出。     

医药价格调整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

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始对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药品价格进行调整。部分地区反映，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药品价格的调整导致了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显著增加，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重大风险。本文通过对福建和浙江两省的调研，分析了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药品价格调整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总结了调查地区医保机构应对医药价格调整的经验，提出了医疗保险部门介入医药价格调整决策的设想，探讨了医疗保险部门在医药价格调整的决策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并为相关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对缓解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效果评价

本研究以北京部分区县为研究现场,选取北京市3个区县,对497名大病患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大病患者收入与支出信息,并与新农合管理中心平台中患者费用数据进行对接,结果显示:40%与50%标准下,大病保险补偿后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下降百分比分别为2.21%与2.61%,40%标准下,补偿后平均差距与相对差距下降值分别为1.402%与1.052%,50%标准下为1.200%与0.977%。研究表明,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后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差距有所下降但不明显,不同经济水平区对受益幅度影响不大,通过提高补偿比、建立精准补偿等措施,大病保险对缓解灾难性卫生支出的作用还有待制度的推进而完善。     

医疗保险医院监管的新态势

医院的医疗服务数量与质量、收费项目与标准、医疗行为合理性以及对相关医保政策的正确把握,与医疗保险的效果、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有着直接关系,医保部门对医院的监管（以下称医保监管）无疑是医保部门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医保监管目前有多种形式,包括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范围、项目和结算（支付）办法等规定;     

如何抑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过快增长

按照我国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设置,医疗保险基金应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事实上,由于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增长幅度是有限的,而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既受到医疗需求、医疗制度设置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利益关系人道德风险的干扰,其结果必然导致医疗保险     

不同收入等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研究

公平普惠是我国卫生和健康事业建设的目标,基本医疗保险是实现目标的制度保障。本文基于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理论,采用三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采集湖北省少数民族贫困县965个农村参保者的调查数据,通过收入五等分法、二元选择模型和两部分模型对基本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均等化的医疗保险政策不仅实现了规则公平,实践中也提高了低收入参保者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即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有相似的就诊行为,且最低收入组比最高收入组还有更高的报销可能性。但是从医疗服务利用结果和疾病经济负担来看,低收入者仍然处于劣势。最低收入组和较低收入组均比最高收入组有更高的慢性病患病可能性和更差的自我健康评价,同时低收入组有着更重的疾病经济负担。此外,少数民族居民、失业者、年长者、有配偶的居民可能有更差的医疗服务利用结果。因此,中国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基础上,未来还要进一步提高医保受益公平性。     

不同收入等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研究——基于湖北省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调查

公平普惠是我国卫生和健康事业建设的目标,基本医疗保险是实现目标的制度保障。本文基于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理论,采用三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采集湖北省少数民族贫困县965个农村参保者的调查数据,通过收入五等分法、二元选择模型和两部分模型对基本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均等化的医疗保险政策不仅实现了规则公平,实践中也提高了低收入参保者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即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有相似的就诊行为,且最低收入组比最高收入组还有更高的报销可能性。但是从医疗服务利用结果和疾病经济负担来看,低收入者仍然处于劣势。最低收入组和较低收入组均比最高收入组有更高的慢性病患病可能性和更差的自我健康评价,同时低收入组有着更重的疾病经济负担。此外,少数民族居民、失业者、年长者、有配偶的居民可能有更差的医疗服务利用结果。因此,中国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基础上,未来还要进一步提高医保受益公平性。     

基本医疗服务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协同的法治化路径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主要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间呈现法律法规不协同、参保人权益和医疗服务需求方权益保障脱节、基本医保标准和服务供给内容不统一、财政支持权力分散以及基本医保个人账户阻碍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的现实困境。要使基本医疗服务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效协同,应当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条例”,实现制度之间相衔接。每年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内容应当经过人代会审议,从而保障参保人和服务需求方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中央政府应当上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权,确保筹资标准的统一性,实现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均衡性。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保障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逐步取消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共济互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