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减速?

与全球经济类似,近来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速持续减缓走势.受四万亿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10年1季度达到11.9％峰值,此后总体上呈现回调趋势.2010年4季度GDP增速从3季度9.6％回升到9.8％,此后7个季度持续下降.2012年前3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 中国经济为何减速?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减速会抑制中国出口需求.虽然中国企业在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多方努力并取得成效,外部经济减速仍会通过外需环节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不过分析大国经济表现特点,更应从内在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少有三个层面背景根源.     

经济全球化前景与中国抉择

历史上,经济全球化往往是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谁把握住这个机遇,谁就能够实现"弯道超车"。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德国,20世纪中期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90年代以来的中国和印度都处于这个时期。但是,这场金融危机改变了大国博弈策略。如美国短期采用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中期推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长期谋划与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性质,转向排他性区域化、保护主义本地化、政治军事集团化,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在全球规则变局中,中国如何应对是个大问题。全球化环境仍是重要战略期还是机遇已不再,中国是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还是被边缘化大国,中国是谋求全面对抗还是开放合作,需要作出选择并制定应对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剑",是实施超越零和博弈的战略,把握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和规则变局的挑战,转化为全面深化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新一轮高标准改革、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我国建设成为高收入大国、开放大国、贸易强国和全球负责任大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与23个国家相关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抑制作用更大;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农产品贸易。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少国内经济政策的短期调整频率、密切关注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产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负外部效应、市场结构与“国进民退”现象研究

通过在现有研究中加入生产负外部效应和市场结构等因素,笔者构建了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即使在存在较大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部分民营化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策略,全部国有化或全部民营化都不是政府的最佳选择.当经济体中负外部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时,过度民营化必然会导致“国进民退”①现象的发生,这是对经济结构的微调,并不能取代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自贸区框架下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解决路径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双赤字"压力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双顺差"问题成为全球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差异扩大的条件下解决外部失衡问题难度较大,各方博弈很难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契合点。在这种情况下,以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经济体间的合作成为突破这一瓶颈的有价值途径,各经济体在区域框架内更容易达成协调一致。本文在总结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表现及影响等的基础上,从CAFTA视角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再平衡以及人民币的区域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为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在大国兴起过程中,特别是当一国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弃.此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L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LA-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在4变量系统内考察了中国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1978-2003年的样本期间内,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进出口之间、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借助这三个正反馈过程的传递,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应该深刻理解和把握对外贸易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全方位影响和冲击,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塑造亚洲新坐标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亚洲．若要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既有赖于绝对经济实力的增强与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搭建，也取决于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否消除非合作性博弈，更离不开基于区域发展范式与大国共性的亚洲新角色的重塑与国际担当的确立。     

从合作原则与合作目标的矛盾看APEC的发展

目前,APEC出现发展困境的根本矛盾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分歧和对立。经由经济体之间利益分歧和对立而展开的反复博弈所确立的自主自愿、开放的地区主义、渐进主义灵活机制等合作原则与合作目标之间的矛盾是目前APEC发展困境的直接原因。因此,APEC未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在于寻求合作原则与合作目标的平衡途经。“探路者”方式可以突破APEC发展瓶颈。     

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基于亚太地区规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贸易增长方式变革、数字保护主义升级和数字发展鸿沟加深要求提升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合作。亚太地区经济体数字经济基础牢固、规则合作需求较为迫切,但由于地区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自由化雄心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大国博弈使地区贸易问题日趋政治化,客观上增加了数字贸易规则合作的难度。目前,亚太经济体通过参与超级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数字经济/贸易协议两种路径积极开展数字贸易规则合作,初步形成区域数字贸易治理合作范例与典型模板。中国应从补齐数字贸易发展短板、完善数字贸易国内规则、深化区域数字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规则谈判、鼓励数字企业规则实践等方面提升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能力水平。     

基于贸易视角的人民币区域化研究

本文综述了人民币区域化的相关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区域经济环境。并采用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的模型,选取1989—2003年的数据,验证了中国同亚洲其他经济体双边贸易关联度与经济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从贸易的角度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收益以及相应的效应做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情况,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经济体贸易流量和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来判断在亚洲贸易发展的趋势下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中国出口贸易额与环境污染的模型建立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显著作用。但随着贸易的推进,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贸易的扩张和生态环境的污染矛盾进一步激化。文章运用2005~2013年的最新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额和全国环境主要污染物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利用SPSS统计学软件中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结论中国贸易出口额与环境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与二氧化硫呈负相关,并拟合出它们之间的数学模型。     

后工业化时期日本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

日本是一个后发达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为验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假说在后工业化时期的日本是否成立,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和协整性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发现在后工业化时期尽管日本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时期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日本实现工业化后,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出口导向的经济意识始终左右着日本的贸易发展,其具体体现就是日本政府的各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深度调整,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量萎缩,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去杠杆化收效有限,国际资本流动发生方向性改变;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面临重新布局;由于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不同步,政策协调难度大。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进出口增幅下降,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资本流出加速,外汇储备近期下降过快,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的状况。为此,应采取拉开与美元距离,有序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必要时加强资本管制;平衡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债务问题;加快结构性改革,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加强大国之间的协调,寻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等措施,应对国际经济调整。     

基于贸易视角的人民币区域化研究

本文综述了人民币区域化的相关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区域经济环境。并采用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的模型，选取1989-2003年的数据，验证了中国同亚洲其他经济体双边贸易关联度与经济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从贸易的角度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收益以及相应的效应做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情况，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经济体贸易流量和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来判断在亚洲贸易发展的趋势下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     

我国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瑟尔沃模型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外部国际收支失衡的现象.文章根据1980-2008年间中国与他国相关数据,采用瑟尔沃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国际收支的约束.据此,文章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框架下积极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这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应。首先,中国对中亚地区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升级;其次,促进了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制约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效果的主要因素是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完善、大国博弈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低等。     

从合作博弈角度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文章通过建立不合作模型与合作模型进行比较,得出合作博弈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理性选择的结论.并用合作博弈模型提出几个命题,分析得到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合作博弈需要满足的充要条件.结合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情况,文章对该合作博弈的充要条件,即经济互补性、福利收益-损失、利益分配合理性一一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归纳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合作博弈的可行性.     

发展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和东盟成员经济体贸易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已不再是发达国家之间发展形式的专利,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更加重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首先简单回顾了产业内贸易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而联系云南省与东盟成员经济体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解释影响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实际因素,进一步分析了云南省与东盟成员经济体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提出相关解决政策,以促进云南省地区与东盟成员经济体间产业内贸易发展。     

边境区位利益博弈与企业行为效应分析

边境区位地处异质性显著的国家经济体之间，潜在着巨大的合作开发空间和利益博弈。本文通过构建和分析边境区位集聚效应博弈模型，揭示了边境区位集聚的过程、方式与企业行为响应机理。研究发现：边境区位开发利益及其对企业的集聚效应与政府的激励政策密切相关；本区位企业和外部企业双方总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激励力度就会随之减少；外部企业的物理距离越大，激励力度就会越大；激励度随外部企业进入的前后成本变动而改变；外部企业进入后的市场份额掠夺过大，政府就会减少对其激励的力度；本区位企业认为市场的得失比成本更重要；市场开放程度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很强。